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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一项被误解的制度
 
来源:本站    作者:马勇     时间: 2016-12-16

                                 

 

  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神甫利玛窦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中国文明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其看法深刻影响了西方人。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可能有很多问题,但其科举制保证了政治权力掌握在知识阶层手里,类似于柏拉图“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

  只有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的政府工作;由于大臣们和皇帝本人的关怀,这类的候选人并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职的人对于职务要靠经过考验的知识、审慎和干练来加以巩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职还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动中已经很有经验。(《利玛窦中国札记》,48页)

  无独有偶。距利玛窦两百多年,英国使团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也深切感受到了科举制的意义,以为这样制度既维持了社会公平,同时保证政府有足够的经过知识训练的官员:

  在中国大致可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人是读书人,官吏都由这类人产生;第二类是农民;第三类是各种工匠,其中包括商人。关于读书人的考试,全国会试在北京,录取者给以最高学位。读书人所学的东西是一些修身治国的道理,加进去中国的历史常识。在北京会试录取的人由皇帝委派官职。这些人组成全国重要的官府衙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9页)

  一个如此美好的制度,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年轰然坍塌了呢?

  1.群众举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

  正如今天许多研究者评价民主制度时所说的那样,民主制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可以肯定是,民主制度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制度总是动态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科举制对于中国,大概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秦汉以后的历史,就是打天下、坐江山,丢失江山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历朝历代或以暴力,或以禅让获得政权,军功贵族成为王朝政治的主角,但治理天下从一开始就不是军功贵族所能玩得转。秦王朝尝试着启用一些读书人辅佐,但为时太短,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制度。刘邦夺得天下后,其智囊“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战争非常态走向常态,是汉初政治发展的必然。高帝十一年(BC196),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守劝勉辖区贤士积极应召,以待擢用;举荐不力者免官。高祖这一发明,文帝继续享用。文帝二年、十五年(BC178),两度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就时政问题命题策问,从中发现可用之才。这就是后世“察举制度”的前身。

  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BC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次所举贤良并没有真的全部作废,董仲舒此次不仅“天人三策”留名青史,而且获得汉武帝信任,“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元光元年(BC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师古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同年五月,又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第六》)至此,察举制度治国理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

  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作为一项制度,察举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规范,一是随着儒家地位上升,儒术渐渐成为取士的重要标准;二是察举内容不仅有能,而且须有德行、学问、法令、谋略等方面的考察;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六百石以下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二十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二十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十万人的郡国三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目前最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是中国政治从军功贵族走向文人治理的重要步骤。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时期稳定,甚至“超稳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比较早地明白王朝的所有权不能完全等同于经营权。刘姓的天下固然必须坚持,但经营打理天下事务,还必须扩大统治基础,从各方面吸纳有用之才。

  以群众推荐、组织考察相结合的察举制度确实选拔了许许多多的有用人才。如公孙弘,假如没有这个察举制度,他怎么可能从一个放牧人出任丞相并封侯?察举制度为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坏制度。

  然而,如同所有事物一样,水久生虫,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察举制度到了东汉晚期,已经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不论是组织考察,还是民间品评,都被深度介入了人际关系,于是曹魏政权推出“九品中正”规范式考评,试图以官方力量阻遏用人弊端。无奈,基于察举基础的九品中正依然无法根除利益勾兑,特别是世家大族、豪门名士、门阀势力逐渐垄断了原本自发自然的舆论环境,他们利用不对称的权力架构,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结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成了不中不正,既得利益集团整体接班,不仅垄断了一切资源,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

  2.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察举制发展到九品中正,严重压抑寒士进取之途,使统治集团无法获得新鲜力量,统治有效性、合法性受到挑战。隋建国,即废中正,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只需参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进行考察,分别荐进。

  炀帝即位,改革加速,大业三年(607年)令各级文武分孝悌、德行、节义、学业、文才等十科举荐人才;又二年,将十科合并为四科,试图制定人才选拔的客观标准。

  隋朝没有在这方面建构起完整的体系,但其趋向深刻启发了唐初精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举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十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规定下来,并明确每年十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地方考试只是预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试,才是国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确士人自愿报名,投牒自应,而不必再经过任何官府或官吏的举荐,使下层寒士获得进入上层的机会。

  唐朝设置的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制科两类,每年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称为“分别科目,举送人才”。这就是科举最准确的含义及其由来。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科内容、名目虽有变化,但其精神就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所谓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死记硬背比较容易,文学才能毕竟需要某种天赋,所以重诗赋的进士科比较难,而以儒家义理为主的明经科相对较易。

  科举制经宋明两代不断完善,逐渐定型,日趋规范。通过这项制度,不仅满足了王朝政治的人才需求,而且极大激励了士大夫阶层的情绪、向心力。据不完全统计,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多年中,进士总数接近十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

  事实证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考试,极大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公正。

  科举体制为唐宋以来输送了大批名臣能相、国之栋梁。我们今天许多人对文人从政以为意外,好像中国政治从来就是武人操控。这是不对的。至少从宋代以后,中国政治基本上就是文人的舞台,士大夫阶层的重要职业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掌控政治。所谓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十八世纪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政治秩序的赞美,主要的都是因为科举制为输送了取之不尽的有教养有学识的人才。

  作为“天朝上国”,中国文明对周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科举制被日本、越南、朝鲜等地长时期采用。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十九世纪中期从英国开始的文官制度,也有相当部分来自科举制的“制度移植”。

  当然,作为一项制度,科举制在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危机,这个制度本身几乎一直处在改革、调整的状态中:

  一是内容的改革。自隋唐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很大的变化,尽管在主旨上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主导,但在细目上,在学术资源上,前后前明显不同。后期,由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朱熹的注释,成为考试的标准答案。

  二是考试手段,防作弊的手段,不断改进。考试,从来都是考官、考生的博弈过程。考场作弊,是人类的天性,防作弊也就成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内容。读旧时小说,说了很多作弊的技巧,反过来,也说明科举考试为了维护社会公正,确实致力于防作弊,对于作弊者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在科举考试中,最受今人诟病的莫过于“八股文”。这项制度形成于明朝成化年间,其主旨原本是为了考试的标准化、规范化。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开。其实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让读者知道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子”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副标题”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使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开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说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十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难,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太容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所讲究的是文辞和格式。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四书义不得少于两百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间,规定每篇不得超过七百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无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不良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几十篇范文而已。(《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语文特别是作文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取士束缚人的灵性、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的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一系列公平公正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众多考生的差异。这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所有竞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门科,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细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创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在一定的规制内创新,犹如画圣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苏轼文集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严格规则照样可以创新,关键还看各人知识、涵养、造化。

  3.时移世易:落后的原罪

  科举制满足了农业文明、帝制时代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介入,科举制、八股取士的制度肯定还会不断完善,推陈出新。

  然而,历史发展总有出人意表者。就在科举、八股日臻成熟的时候,欧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制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方的新变化在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对科举体制构成压力,相反,西方人反而认为科举制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因而将这个制度引向西方,构成后来西方文官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视科举制有问题,主要发生在1860年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之后。实事求是说,中国在那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终于开始学习西方,但是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从骨子里并不认同中国文明整体性落后于西方。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异只在中国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缺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更缺少科学技术,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失败之后依然信心满满,相信“中体西用”,相信缺什么补什么,中国一定可以很快追上西方的步伐。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文明,有针对性学习西方,补上最缺的那些东西也不算错。1862年,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聘请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管理馆务,几年后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在同文馆任职的中外教习有傅兰雅、马士、李善兰、徐寿等。同文馆俨然成为中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重镇或大本营。

  在同文馆存在的四十余年间,培养了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的专业人才,但同文馆体制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从整体上建构一个现代教育体系,因而导致科举制与近代科学不接榫:学科学的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获得功名,没有功名,就没有办法进入体制;继续埋首科举考试的人不懂科学,甚至不懂时务,所学非所用,尽管获得了功名,但对体制,对社会,简直就是废人。

  为弥补这些缺陷,冯桂芬提出“改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停武试”等一揽子科举改革方案,让科举选出的人才合乎社会需要。冯桂芬也注意到了近代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如何与科举体制相互衔接的问题,建议“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蓗,勿令他适。”(《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毕竟同文馆毕业生渐多,留学归来者也开始出现。1874年,李鸿章遵照清廷指示,提出一个科举变通方案:

  臣愚以为科目既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鼓励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同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降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于罢革。其京城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习算学生,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皆可分调入局教习,并酌量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差遣。(《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李鸿章想到了科举改制,想到了新人才的出路,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像日本那样,建构一个全新的教育体制。因而等到甲午战败,知识精英迅即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为科举,归结为中国没有新教育。严复说:

  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救亡决论》)

  梁启超写道: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的看法对,又不对。对,是他看到中国之所以在中兴之后不堪一击,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开学校;不对,是他接着强调“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以为学校是科举的延伸,科举是学校的前身。梁启超的这个看法对中国教育史、科举史的研究,都是误导。

  当然,梁启超这个看法并不是他一人所独有,自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以来,相当多的中国人均科举与学校划等号。其实,仔细想想,这个看法大错特错。科举对教育确实具有引领示范功能,科举考什么,士子一定去学什么。但是帝制时代的中国学在民间,政府并没有垄断基础教育。至于宋代之后各地涌现的诸多书院,不外乎科举考试的复读基地,而且是集中封闭的复读基地,聘请名师予以辅导。而科举,始终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是人事制度、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正是基于如此认识,尽管改科举、废科举的呼声不断高涨,清廷在甲午战败的反省,就是像日本那样在全国推广来自西方的新教育,而不是将科举体制改为教育体制。1898年“戊戌变法”第一号文件《明定国是诏》写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德宗实录》卷418,482页)

  这道谕旨一是宣布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基地,并作为全国新教育的示范;二是宣布调整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由此可见,在光绪帝的意识中,尽管科举制存在诸多问题,但新教育与旧教育并行不悖,科举考试必须改进,但并没有废除的意思。

  显然,康有为并没有理解皇上的意思。十天后(6月16日),他与光绪帝有如此对话:

  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上曰可。

  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上曰可。(《康南海自编年谱》,50页)

  八股取士关涉千千万万读书人的前途,立废八股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年考生一直在八股复习中用功,政府说废就废,显然无视这些士子的利益了,因此清廷采取渐进办法。6月23日,光绪帝在宣布废除八股取士,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不再使用《四书》命题,一律改试策论。但同时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当年始,而是三年后逐渐推行,以此为考生留有足够的调整时间。

  至于改革后如何详细章程,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接受皇上的委托,慎重研议,提出了一个新章程。新章程只是稍微改变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废弃八股取士。但,新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在保留旧形式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士子接受,也比较好地照顾了他们的利益,不致于引起社会动荡。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潮流,又照顾到了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使激烈的新旧冲突得以平息。

  新教育必须获得发展,科举制必须改进。这是1898年中国政治改革的共识。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那年秋天一场未遂政变打乱了既定计划,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没有启动。直至义和团战争结束,新政重启,新教育重新起步,清廷责成各行省普立学堂,并令新进士悉就学堂肄业。然而各地对清廷学堂、科举并存的思路并不理解,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这是什么原因呢?袁世凯、张之洞1903年3月有一个细致分析:

  推究其故,则曰经费不足也,师范难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才;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设有年少博植之辈,未尝学问,小有聪明,或泛览翻译之新书,或涉猎远近之报纸,亦能侈口而谈经济,挟策以干功名。而宿学耆儒,皓首穷经,笃守旧说者,反不能与之角胜,坐视其速成以去。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辛,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今而图远,必易而求难。

  袁、张的结论是:

  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他们建议,即便科举不能骤废,亦当斟酌变通,分科递减。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奏请递减科举折》,《光绪政要》卷二十九)

  袁世凯、张之洞逐年递减科举的建议并没有很快见效,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学堂兴起就仍然只是一个期待。为此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议“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张之洞年谱长编》,811页)

  这个建议获得清廷认可,批准谕旨以为“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起见”,因而批准自丙午科(1906)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归学堂考试。(《光绪朝东华录》,5129页)

  按照这个建议,科举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还不是立即结束。直至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理由还是那些理由,只是不再留有过渡期: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废,学堂遍设,亦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科举素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虚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如此好处,清廷有什么还好犹豫的呢?两天后(9月2日),皇上有旨,准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运行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至此寿终正寝,成为历史陈迹。

  废科举是近代中国一个重大事件,给那些不通新学一心科举的士子带来严重不适,但说废科举阻断了青年士子晋升之路,并进而引发对体制的抗争,引发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夸大了事实。事实是,一部分年轻读书人早已准备出洋留学,或进入新学堂;对新知识没有感觉的“举贡生员”,清政府并没有听之任之,让他们流落社会,而是“分别量予出路”(《德宗实录》卷548,273页)。(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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