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人:周光荣

    原任职务:四川省成都市卫生局原局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4年1月28日,周光荣因受贿罪被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

    犯罪事实:2005年底至2008年1月,周光荣在担任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接受他人贿赂。其中在2007年,周光荣利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基建工程发包之机,受贿300余万元。新闻背景:这是周光荣服刑后写下的忏悔书。

    心安理得收起了红包

    我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虽然家境不好,但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格。16岁那年,我参军入伍,因为表现好,被部队推荐到军医大学深造。从部队转业到成都市第三医院工作后,凭借着自己的踏实努力,我慢慢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在工作上的成绩曾是全家人的骄傲。然而现在,我却成了阶下囚

    2006年以前,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可以说从来不收受红包,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身边的任何人谋利。儿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我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他,他有三年时间待业在家。在工作上,我也是全力投入,尽职尽责。无论是在“非典”期间,还是在2008年“5·12”地震期间,我都奋战在工作一线。

    我的堕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2006年以后,我开始收受红包,但5000元以上的我不收。我知道收受红包是违反政策纪律的。但在我看来,平时朋友之间礼尚往来,有些红包是推不掉的,战友、好朋友有时候给两三千元的红包不收的话面子上抹不开,会造成很深的误会。慢慢地,收红包也就心安理得起来。

    现在看来,收红包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看起来是小节,但小节守不住,就很难守住大节。可以说,从收受第一个红包开始,我就开始逐步“蜕变”了。

    明白得太晚了

    我在卫生系统工作这么多年,培养和认识了一些“朋友”,成都市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何杰就是我一手培养的。

    2005年之前,通过朋友介绍,我又认识了比我小17岁的许左。许左跟了我很多年,几乎天天接我下班。长期交往,心理上接近了,我很信任他,觉得他虽然是年轻人,但还是有点儿讲义气。2008年地震的时候,我的驾驶员不敢到龙池、虹口去,都是许左开车送我去的,那次我们差点被石头埋了。久而久之,我们甚至有了“亲如父子,情同兄弟”的感情。从一开始接送我上下班,到带我去看名车豪宅,慢慢地,我从接受许左最初的关心体贴,变成了接受他给的物质享受,甚至开始心照不宣地接受许左送上的车子和房子。

    2007年,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一期工程即将上马,许左对我说,如果这个预算近2亿元的工程能交给他的朋友做,他可以给我“挣一笔退休后的养老钱”。当时我没有什么存款,他说这些的时候,的确打动了我。他跟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是得讲“义气”,这样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都有好处。面对金钱的诱惑,我多次亲自给时任项目建设负责人的何杰打招呼,希望他在工程招标时“关照”许左。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何杰也“专门”召开医院党组会议,以惠民工程的名义将竞标企业的资质由“一级”提高到了“特级”。这样一来,工程招标还没开始,我就用手中的权力替许左的朋友将竞争对手排除出局了。

    现在想想,他们之所以和我建立那么深厚的“感情”,是因为我手中的权力。有了我做后盾,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古人说得好,有菜有酒多兄弟,遇难何处见一人。当你手中没有了权力,还会有人送给你钱,还会有人来关心你吗?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切。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触碰了最起码的“底线”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政治身份。因为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基本保证,也是做官最起码的“底线”。

    然而,我却放松了思想改造,这也是我走向犯罪的根源。特别是当了领导之后,立过功、受过奖,听惯了来自各方面的赞誉之声,我变得有些飘飘然,开始忘乎所以了,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作为领导干部,自我要求不严不慎,就容易犯大错误。当今社会流传一句话:“你改变不了社会,就要适应这个社会。”正因为如此,我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慢慢地顺应了“潮流”,走向了犯罪。与此同时,临近退休,我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看到有的老同志退休后人走茶凉的境况,觉得自己在位的时间不多了,该为今后多考虑一下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自由是最可贵的,名誉、地位、金钱都是身外之物。珍惜自由,就是要遵纪守法,就是要守住做官的“底线”。如今我身陷囹圄,必须面对现实,走坦白从宽之路,争取重新做人。我也将不断地忏悔自己,用真诚的悔过洗刷心灵深处的污浊。[责任编辑：韩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