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学勤，曾任北京市延庆县旧县镇农村财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农经站站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主任，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案发时44岁。

    经查，袁学勤从2008年至2014年2月，在6年多的时间里，数十次挪用公款2400多万元归个人使用或转借给他人，并从中收受好处费68万余元。其间，袁学勤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2万余元。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袁学勤何以挪用如此巨额的公款，又是怎样露出“马脚”，最终自掘坟墓的呢？

    “篱笆扎不紧，狐狸钻得进”

    2008年之前，延庆县村级资金相对较少，账上没什么钱。但是作为乡镇农村财务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袁学勤就已经开始盯上公款，只不过那时是小打小闹、即挪即补，没有被发现。

    2008年之后，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村集体的资金量越来越大，村级账户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习惯了把公款挪来挪去的袁学勤，胆子也越来越大，逐渐开始走向疯狂。

    袁学勤案件中，董某是关键人物。董某与袁学勤是老乡，他屡次找到袁学勤借钱做生意。袁学勤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指使旧县镇农村财务服务中心出纳，于2009年分三次将290万元公款划入董某经营的饭馆账户，供其经商使用。

    生意做完后，董某将袁学勤挪用的290万元公款全部归还。袁学勤看到他守信用，于是又在2010年8月和2011年3月分两次将1000万元公款划到董某饭馆账户。董某得到上述款项后，借给他人用于营利活动。几个月后，董某又将借款归还。

    2010年的时候，房价一路飙升，董袁二人从中看到了商机，两人密谋后，袁学勤安排将200万元公款划入董某饭馆账户。之后，两人在昌平区回龙观购买了三套房子，其中袁学勤得到两套。截至案发时，其挪用的公款200万元，还有120万元没有还上。

    纵观袁学勤案，仅挪用到董某一人身上的公款就达1200多万元，占到其挪用公款总数的一多半，并且还是连续6次，这个过程中，袁学勤还心安理得地收受了董某奉上的好处费。

    数额如此之大、次数如此之多，表明袁学勤已将用于村级发展、农民致富的公款，当成了自家私有财产，随意处置。其目无规矩、胆大妄为可见一斑。

    人们常说：“篱笆扎不紧，狐狸钻得进。”袁学勤案的发生，正是制度上的漏洞给了他可乘之机。

    从该案看，延庆县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村级财务印鉴管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未按规定分别由多人监管；对账户的网上银行转账业务，缺少必要的风险防控措施；聘用的村级会计与乡镇农村经管部门的财务权责分工不明晰；财务内控机制几近失效，会计与出纳之间未能发挥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作用。

    编织扭曲梦想，催生错位人生

    袁学勤一直想发大财，很羡慕有钱人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更体面的生活。有这样的想法本无可厚非，但“致富”心切的袁学勤，没有在正道上想办法，却打起了公款的主意，走上了违纪违法的不归路。

    袁学勤自命不凡，总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在镇里弄个副镇长干不成问题，不料事与愿违，2008年的竞选失利，彻底打碎了他的当官梦，这让他十分恼火，甚至扬言：“别看今天镇里少了一个副镇长，不出多久，就要出一个千万富翁！”

    仕途的受挫，让袁学勤的发财梦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在他看来，实现梦想，公款是“捷径”。他多次挪用公款借与他人，在朋友圈内有了“袁百万”的称号。身边的朋友都把他当成“财神爷”，纷纷向他借钱，他的发小办了一个奶牛场，找他借钱；他的同学搞运输合作社也找他借钱，他都很“义气”地挪用公款借给他们，结果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他的发财梦彻底破灭。

    没有空子钻，硕鼠现原形

    延庆县有60%的农业人口，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是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延庆县委、县纪委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出台《关于违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相关规定责任追究办法》、《延庆县村级干部廉洁履职“十严禁”》等制度。

    特别是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方面，延庆县委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意见》等10多项制度，使得农村财务管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范，大大挤压了“硕鼠”们利用管理漏洞进行违规操作的空间。

    正是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袁学勤意识到账户亏空这个问题要暴露了。于是他四处托人跑贷款，想要填上600万元的“大窟窿”。想想自己挪用的公款还没有补上，过去风光无限的袁学勤，此时心有余悸、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作茧自缚，后悔晚矣。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袁学勤的落马再次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试图钻制度“空子”的行为，终将自食其果。广大党员干部当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