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纪委、派驻监察局推荐
重庆营业管理部选编
目 录
【案例警示】
她卸掉了自己遵规守纪的“刹车装置”......................2
不可小觑的“蝇贪”......................................7
【廉政时评】
不贪不腐才有健康幸福....................................11
严以修身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12
欲善终当慎始............................................16
官商贪腐丑闻震动韩国政坛................................17
【案例警示】
她卸掉了自己遵规守纪的“刹车装置”
——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违纪违法案剖析
2001年7月,34岁的袁菱从西南石油学院选调到四川省西充县任副县长。那个时候,她满怀憧憬,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对腐败分子充满鄙视。她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腐败,站上法庭的被告席。
2015年7月10日,袁菱泣不成声。这一天,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行贿罪,她被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受贿赃款4052万元被依法追缴。
14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廉洁楷模居然沉沦到自己都不敢认的地步。袁菱的忏悔撕心裂肺:“我是怎么变成了今天这副贪婪金钱到疯狂而又怪异的丑恶模样?”
过去与现实的对比让人唏嘘不已。袁菱初入政坛的誓言仿佛犹在耳旁,可她却已背弃自己、背离组织,成了“被人戳脊梁骨”的腐败分子。
是什么让她初心泯灭,一错再错?又是什么让她变成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人?袁菱案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曾誓言“同流不合污”
袁菱的忏悔:(从大学被选调到西充后)我当时听说有些基层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在经济上容易出腐败问题,我就暗暗给自己定下了“同流不合污”的行为准则。
案情回顾:袁菱,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198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此后进入西南石油学院任教,2000年任西南石油学院团委书记。2001年进入政坛,历任西充县副县长,西充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7年任蓬安县委副书记、县长,2011年任蓬安县委书记。
2001年是袁菱人生中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她离开工作了13年的大学校园,带着组织的厚望担任西充县副县长。
新的工作岗位带来了新的环境,也给袁菱带来了新的体验。比如,在大学时,过春节没有人送“红包”,到县里工作后,送的人多了起来。
对此,袁菱一开始很不适应——收的话怕违反纪律,不收的话怕显得不近人情,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完全没有了大学校园的那种简单、轻松的工作感觉”。
几经纠结,袁菱还是决定“同流不合污”,不开这个口子。起初,她也的确做到了。
南充市一位熟悉袁菱的干部表示,袁菱早年在廉洁自律上非常讲究。2002年底的一天晚上,一个干部给她送了1万元,当时她和老公带着儿子开车去追,追了几里路去退钱。
“当时的我不仅是不敢收钱,而且从内心也是不愿意要的。”袁菱说,对于拒绝收钱,退还给别人的钱,她还给自己定了一个“退钱不过夜”的规矩,目的就是不给自己机会去犹豫。
点评
没有人生来就是腐败分子,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好人也会变成坏人。袁菱就是典型的例子。她初入政坛时对腐败深恶痛绝,有洁身自好的自觉,如果能坚持下去,未尝不能干一番事业。可惜的是,她的信念不坚定,随着她职位的逐渐升高,制度和监督对她的约束力没有增强,反而逐渐减弱。
袁菱案告诉我们,对于干部,不仅要严于初始,更要严于过程、贯彻到底,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监督越要严格、越要透明,这样才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
价值观变成“适者生存、不适者亡”
袁菱的忏悔:(收送“红包”)我参与其中,或看或做,收收送送,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暗暗定下的“同流不合污”的行为准则,而践行着“适者生存、不适者亡”的行为方式。
案情回顾:有一次,袁菱的一名部下来到她办公室,寒暄几句后,这名部下拿出一个装着1000元现金的信封,一边递给她一边说:“本想买点礼物,又不知道买啥。”
袁菱很坚决地把信封推了回去,并且亲自塞回这名部下的包里,两人都很尴尬。这名部下原本和她走得很近,这次之后,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
对此,袁菱耿耿于怀,觉得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因为一个“红包”,失去了一名部下的“信任”,得不偿失。
而在县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她逐渐意识到,逢年过节互送“红包”似乎是个“平常事”,“好像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一个内容、一个任务”,大家见怪不怪,不收不送反而显得另类。
于是,袁菱开始尝试着“改变”。她对“红包”不再排斥,或看或做,或收或送,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渐渐“如鱼得水”,胆子也越来越大。
“感觉必须用钱维系、保持、勾兑各方面关系,否则,辛勤工作得不到认可,想进步也没有人支持,民主推荐也得不到多少票。”袁菱落马后忏悔说,不管是收还是送,自己都毫无敬畏之心、胆怯之意,在打点各种关系过程中,早就把过去的准则抛到了脑后,而开始践行起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亡”的行为方式。
点评
面对一时的坏风气,是随波逐流还是独善其身,是挺身而出还是明哲保身,体现一个党员的党性。袁菱在面对这样的选择题时,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从开始的洁身自好,到后来的随波逐流,从慢慢地习以为常,到逐渐乐在其中,甚至推波助澜,她一步一步地挖好了自己的坟墓。
袁菱曾自视为“很有自我约束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人”,觉得“自己虽然不算是辆‘宝马车’、‘奔驰车’,但是有良好‘刹车装置’的‘普通车’。”然而,从她信念动摇、思想出轨的那一刻起,她就自己亲手卸掉了遵规守纪的“刹车装置”,结果越跑越快、越跑越偏,直至违反党纪国法,“车毁人亡”。
哪里有工程,人就往哪里凑
袁菱的忏悔:我用所谓的投资入股方式敛财,其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投资入股是我用来规避调查的手段和方式,其实质就是利用我作为县长、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收受老板的好处。
案情回顾:办案人员介绍,袁菱贪腐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技术含量”,很少直接收现金。二是索贿“四处开花”,哪里有工程,人就往哪里凑。
袁菱对“风险”极为重视,一般都是让身边人出面,以“合伙做工程、出资入股”等形式和老板们一起“搞项目”,再以分配利润等名义受贿。
比如,2010年下半年,通过袁菱打招呼,重庆某建筑公司川北分公司获得蓬安县景观墙工程,该公司负责人孙某提出要“感谢”。
这时,袁菱明确告诉“居中联络”的丈夫龚某:给钱就坚决不要,这是受贿,如果孙某要感谢,就和他合伙做个工程,可以规避风险。
于是,袁菱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以堂弟名义在孙某工程中占了50%的干股,三次“分得利润”187万元。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袁菱自以为“擦边球”打得很好,“入股”经商既“安全”又“高明”,既规避了风险又找准了财路,逐渐大胆。特别是其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她在蓬安一言九鼎,越发肆无忌惮。
“她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很不好,开会经常先表态,自己说了算,重大问题也不上常委会。”蓬安县的一名干部表示,担任县委书记后,袁菱兼任土地领导小组组长、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规委会主任等职务,把有关土地的权力牢牢攥在手里,一手遮天。
没有限制的权力让袁菱慢慢走向疯狂,到后来她干脆直接索贿,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
南充市某房地产公司老板想变更土地用途,请她“关照”。袁菱把该老板叫到办公室,先是问:“楼盘怎么样啊,容积率多少啊,回报率多少啊……”寒暄完毕,直接切入正题:“我亲戚手里有点钱,想入下股。”该老板随即答应让其入股20%,后来“分配”给袁菱“利润”900万元。
“袁菱贪腐起来已经丧失理智,只顾‘埋头搞钱’,根本不‘抬头看路’,甚至对关系不怎么好的老板,也张口就要‘入股’。”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直到被人举报,袁菱才发觉“居然已经搞了这么多钱”。
点评
袁菱是典型的欲迷心窍、利令智昏,她担任县委书记不过两年,贪腐数额就飙升到4000多万元,令人震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县委书记的权力之“大”:在一个县里,县委书记如果要搞腐败,任何方面、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她捞钱的借口。袁菱到后期之所以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其根源就在于一言九鼎、一手遮天,早就忘了自己是谁。
2013年8月,袁菱在网络上被人实名举报,虽然举报内容不属实,但她已成惊弓之鸟。这时,她不仅没有幡然悔悟,反而利用手中权力,与老板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调查。她把老板一个个叫过来“模拟谈话”,自以为“准备充分”、一切尽在掌控中。不料,事到临头,老板们弃她如敝屣。
县委书记的能力高低、表现好坏,能不能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直接关系一方发展和百姓福祉。袁菱及其前任邹平先后落马,影响和带坏了蓬安一批干部,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关键是权力,县委书记权力用不好太可怕了,老百姓跟着吃苦。”办案人员表示,要把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理念融入到对县委书记的监督中,增加强有力的发现问题的手段,避免县委书记权重难制,一手遮天。
害人害己,悔恨已晚
袁菱的忏悔:面对如此让人恐惧的现状,我心如刀割;回顾风华正茂的过去,我后悔莫及;展望毫无指望的未来,恰似世界末日即将袭来。
案情回顾:袁菱的丈夫龚某,是其贪腐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袁菱之所以大肆贪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把龚某“带起来”。
袁菱对龚某心怀愧疚,觉得多年以来,自己忙于工作,顾不上家庭,龚某牺牲很多。尤其一次宴请,袁菱被安排在都是男性领导的主桌,龚某却被安排在全是女性的家属桌,那个瞬间,袁菱更觉得对不起丈夫的付出,总想利用手中权力“拉”他一把。
为此,袁菱屡屡“创造”机会,让龚某和老板一起“办企业”,甚至在一次宴请时,主动找到某老板,一边敬酒一边说:“我老公你要带上,他也想做点生意。”
讽刺的是,袁菱处心积虑,非但没有给家庭带来幸福,反而害了自己,害了家人,原本美好的家庭随着她锒铛入狱分崩离析。
落马后,袁菱常常回忆起昔日在大学里的生活。她说,那时的生活条件不算好,可幸福指数最高。她始终记得,夏天的时候,一家三口省吃俭用买了个空调装在9平方米的书房,为了避暑,一家人挤在书房吃饭,其乐融融。可惜的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
“面对我犯下的一个个罪行,回想我对金钱如此怪异地追逐,置法纪于不顾,我真的撕心裂肺,我真的后悔莫及。”落马后,袁菱的忏悔姗姗来迟。
点评
《史记》记载,秦朝丞相李斯临刑之前,曾对其子哀叹: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父子相对大哭。贪权恋财,抽身悔迟,袁菱的哀叹与李斯何其相似。她落马后才知道家庭和自由的珍贵,已经来不及了。
权力可以成就一个人,也足以毁掉一家人。眷顾亲情,回报家人,本是人之常情,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眷顾和回报,是以普通人身份,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袁菱只想着补偿家人,为此不惜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违纪违法,结果害人害己,锒铛入狱。她的行为,不是爱家人,而是害家人。
“一人不廉,全家不圆”。袁菱案警示我们,清廉是从政最好的“护身符”,只有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为官,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回报。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李志勇)
不可小觑的“蝇贪”
——上海市宝山区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分析
近年来,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频发,有的案件触目惊心,“小官巨腐”俨然成了固定词汇。宝山区作为上海市较早实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区域,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大片土地开发、大批工程上马、大量资金流转,利益诱惑增多、利益冲突加剧,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近期,宝山区纪委对近年来查处的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分析,深挖“病根”,寻求“良方”。
案件多发领域
征地拆迁领域。征地拆迁被视作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利益的重要分配和调整,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矛盾最集中的领域之一。近年来,宝山区查处的镇村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征地拆迁领域。一方面,征地拆迁前后有土地征用拆迁公示、评估登记、签约补偿、补偿款发放、房屋拆除等多个环节。各个环节制度的“咬合力”不强,防腐篱笆扎得不紧,容易被钻空子。另一方面,由于涉及群众多、情况复杂,政策本身很难面面俱到,造成操作过程中自由裁量尺度较大,让弄虚作假和暗箱操作有了空间。特别是在企业动迁中,有些负责拆迁工作的干部与企业主勾结,通过签订长期租赁合同、批建违法建筑、违规提高补偿标准、栽种名贵树木等谋取巨额补偿安置款。如某镇一村党支部书记赵某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不顾土地使用性质,擅自批准私营企业主建造厂房,更在之后的区块改造中为企业主谋取补偿款200万元,赵某个人从中获利95万元。
工程建设领域。城镇化带来了大投资、大开发和大建设,工程建设领域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各类工程承包商为攫取高额利润,采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党员干部。如某镇副调研员曹某在其负责项目规划、报建等工作期间,不仅收受礼品、礼金、贿赂,还多次由承包商买单让他与妻子赴国外旅游。基层单位一些工程的承发包缺少约束机制,往往一人说了算,如某镇下属的一家集体性质的建筑有限公司经理,利用负责建筑工程对外发包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工程承包方10余人贿赂。此外,在农村路网改造、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等项目中,也存在招投标不规范、主要负责人直接操控谋取私利等问题。
“三资”管理领域。随着村级经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三资”已成为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三资”管理领域也成了滋生违纪违法问题的土壤。近两年来,宝山区共查处镇街下属部门及村级集体组织与资金资产管理有关的腐败案件23件。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作用发挥有限,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干部手中是主要原因。如在集体资产租赁出售、工程项目发包、固定资产购置和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上,仅凭个别领导签字就决定了整个事项。从案发人员来看,一把手占了较高的比例。还有,村级财务管理中依然发现有不按财务程序办事、手续和账目混乱、公款私挪等现象。如某村一出纳违反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擅自开通网银账户,导致数百万元集体资金被电信诈骗。尽管案发后出纳、村党支部书记、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负责人、镇经管站负责人和分管镇领导均被追究、问责,但造成的损失已无可挽回。此外,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前,村级组织接待、会务、考察等方面的支出也常年较高。
发案原因
干部素质跟不上。基层管理人员在城镇化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面对社会转型变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和复杂关系,不仅其知识和能力储备不能在短时间内跟上形势,而且其他方面的不足也与发展不适应:有些村干部还存在着官本位的思想,权力观、利益观错位,认为“我是村干部,用点权力为自己做点事,只要不触犯法律没什么不妥”;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认为“挪用公家的钱,只要还上就行,不算违法行为”,“收点小钱财很正常,这是农村的正常人情往来”。
管理体制存缺陷。尽管目前城镇化加速将农村和城镇的统筹发展带入了“快车道”,农村和城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农村和乡镇管理体制机制并没有完全跟上城镇化的步伐、没有随着形势变化而及时有效地调整,受传统管理模式影响,家长制作风仍积习难改。有些领域虽作了制度完善,却有着很深的机关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影子,执行起来“水土不服”,效果较差。民主决策、村民监督、村务公开等工作有时流于形式,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可直接决定整个村的生产物资调配、资金使用、村民收入分配等重大事项。此外,在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压力下,干部中产生了“拆平即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等急功近利思想,重结果轻过程,导致效率和规范的失衡。
监督制约难到位。我国法律规定村级组织实行村民自治,法律赋予了村民较大的自治权。但在实际工作中,自治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村民监督委员会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上级管理依据缺乏与村级自治不能完全实现,极易造成监管真空,权力滥用。另外,镇级组织承担着一个地方经济事业发展、社会稳定等多项职能,事多人少,往往把主要精力投入“看得见”的工作,而疏于防患于未然的工作。从案件情况看,监管缺位和制度执行不力是未能阻止案件发生的两大客观原因。前两年查办的一起“小出纳大贪腐”案件中,一镇属企业出纳竟然说:“制度只是贴在墙上的,监督只是挂在嘴上的。”
防治对策
党纪国法必须严格遵守。城镇化建设无论追求何种发展目标、选择何种发展方式,都必须以党纪国法为底线,必须按规划、按规范、按制度、按程序实施。从城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党纪法规解读、民主管理指导、职务犯罪预防等为内容,以单位一把手、村“两委”成员、村级公司或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重点,加强教育尤其要加强警示教育,筑牢理想信念、廉洁自律和党纪国法的防线。加大纪律审查力度,抓早抓小,对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不让其“养大”;对发现的干部苗头性问题及时了解核实、诫勉谈话,扯扯袖子,甚至大喝一声;坚决纠正少数基层干部侵占挪用惠民资金、擅自处理集体资产、侵吞集体收益等问题,严肃查处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三资”管理等领域独断专行、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的案件,切实强化震慑,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权力监督必须切中要害。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依法全面实行政务、村务公开和公共事业办事公开,尤其要公开集体资金使用与分配、村级重大建设项目、村干部的选聘等与村民利益直接相关的事项。健全和巩固 “三重一大”事项民主决策机制,涉及金额较大、群众关注的集体资产的承包租赁出让、资产核算、项目招投标、工程审计等还可探索引入市场机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成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全面实施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建立“三资”监管平台,实现对村级经济行为的实时查询和监管。定期对土地政策、民生政策落实情况,农村社会发展和综合改革推进情况,财政性资金、公共资金运作情况和相关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堵漏建制。尤其要加强对自由裁量权使用的监督,如宝山区已出台了《村级集体投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严格规定了招投标、施工合同签订、项目报建、施工许可等操作程序和要求,切实压缩自由裁量空间。
体制机制必须创新突破。通过建立健全村级配套的工作制度,使其有章可循,形成自我调整、自我制约、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尽可能减少廉政风险点。一方面基于城镇化的发展形势和区域特点,适时做好现有制度的“立、改、废”,特别是对制度的空白点,要组织相关部门加强调研、堵漏补缺,如宝山区通过制定并实施《村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规定了“6个禁止”和 “32个不准”,为村干部履职行为设定了“红线”和“禁区”;对那些能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推广,如试点推进对村“两委”正副职干部“勤廉指数”测评工作,由村民、租赁企业主对村“两委”正副职干部的工作业绩和廉洁履职等10项指标进行量化打分,督促其干净做事。另一方面, 要加强对制度体系的合理性评估和整体规划,不断通过改革,简政放权,把一些上级职能部门的管理和审批权下放到属地部门,从而打破条块分割,达到权责统一,进一步发挥属地化管理的优势,提高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通过制度设计,合理分权,把涉及人、财、物等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权力分解为多人、多岗位和多部门交叉负责,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 翁旻玥)
【廉政时评】
某落马贪官在忏悔书中陈述:“自己常常魂不守舍,省委通知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上班时怕回不了家;上级领导约谈工作,也怕是借题下菜……”这番实话,暴露了贪官落马前的内心世界是何等的惶恐、焦虑与不安。这种整天悬着心、吊着胆、担惊受怕过日子的窘境,使其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损害。
有道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贪官落马前之所以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是其耳闻目睹了这样一个严酷现实:官员一旦涉贪,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不论是开会,还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有可能被执纪执法人员等候。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是在全国两会后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在发改委大院被带走;天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金建平察觉风声不对,打算以公务名义出逃香港,不料在机场被拦下……看到昔日一个个位高权重的“老虎”、一群群嗡嗡乱飞的“苍蝇”,相继被纪检、司法机关带走调查,目前暂未出事的贪官,心里能不发虚、发慌吗?整天过着这样的生活,个中滋味恐怕只有贪官们自己懂得。
“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何为“亏心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行贿受贿、吃拿卡要、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等违法乱纪的事。就为官者来讲,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若遇“夜半敲门”,也会醒之泰然,心平待之,落枕又睡,鼾声顿起。反之,如果受人以贿,索人钱物,别说是“夜半敲门”,就是稍有风吹草动,也会惊慌失措,六神不安,甚至精神错乱、性格扭曲。贪官们收受的巨额财富,带给他们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厥;不是幸福,而是痛苦。不义之财,已成了破坏情绪、损害健康、扭曲性格的沉重包袱,受之何益?
压力莫大于精神的压力,痛苦莫大于心病的痛苦。从医学和心理学角度讲,大凡贪官,既心存侥幸,又害怕事情败露,因而整天心绪不宁,精神紧张,长此以往,就容易引起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功能失调,使身心健康受创。有的急火攻心、如坐针毡,“一夜头白”,成了未老先衰的“白头翁”;有的台上装人,台下现“鬼”,得了抑郁症,靠吃安眠药度日,严重者甚至自杀,成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人;有的得了高血压、心脏病、消化不良等慢性病,成了药不离身的“药罐子”。而为官清廉者没有这些心理负担,大都精神开朗、睡眠香甜、精力充沛。
健康好比“1”,财富好比“0”,失去了“1”,“0”再多也没有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谆谆告诫的,“当个贪官,整天提心吊胆,幸福感也确实不高,而且很容易得心脏病,睡不踏实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在那儿打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钱怎么拿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只是当了保管员”。因此,作为官员,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幸福感,切切不能贪赃,要尽快收敛收手。若已贪污受贿,应主动向组织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这才是明智选择、唯一出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 游本根 吴伟华)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严以修身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政治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和政治智慧,是先贤在长期政治实践活动中创造、积淀的历史财富。中国历史上,凡是皇帝、大臣和官吏注重修身的朝代,一般政治比较清明。而那些上至帝王下至官吏不重修身、作风顽劣的朝代,往往吏治腐败,甚至导致政权更迭。因此,历朝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官德建设,对官吏道德操守作出十分明确、具体的规定。比如,西周有知(智)、仁、圣、义、中、和“六德”,以及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五善”;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光禄四行”;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四善”,等等。这里面都包含精忠报国、勤仁爱民、廉洁奉公、戒奢倡俭、担当道义等积极有益的内容,对于当今为官从政者有重要借鉴意义。
党员领导干部修身的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先贤修身正己的优良传统,把从严治党、严以修身的要求鲜明地写在党的旗帜上,贯穿于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通过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来引领从政道德,推动全社会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评价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这就是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修身的着力点。我们要围绕这四个方面,加强道德养成,做一名有道德的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为社会作出表率。
在政治品德方面,要做到忠诚、负责、担当。良好的政治品德是为官从政的基本准则,是党员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灵魂。忠诚是党员领导干部最基本的道德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办同志座谈时提出,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这“五个坚持”,忠诚排在首位。对党忠诚就是对人民忠诚、对国家忠诚。要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决忠于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负责就要求领导干部讲党性,一切出于公心。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组织,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合作共事中加深了解,在相互支持中增进团结。担当是关键时刻衡量领导干部政治品德的最好检验剂。
在职业道德方面,要做到公私分明、爱岗敬业。任何人,只要参加工作,就有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就要有符合职业特点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与普通劳动者相比,党员领导干部由于工作岗位特殊性,职业道德要求更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爱岗敬业则是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职业觉悟。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沉迷于自我设计、自我价值的实现,把工作当做谋取功名利禄的跳板;有的人对工作消极应付,整天忙着自己的个人私事,等等。这些表现,究其根源,是事业观和政绩观出了问题。从大处讲,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谋利,是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职业追求;从小处讲,领导干部要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对得起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在社会公德方面,要做到带头遵纪守法、维护公平正义。领导干部是否遵守社会公德,直接影响党风政风及社会风气的好坏。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官本位意识、官僚意识、等级意识膨胀,有的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见难不帮,见死不救;有的领导干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关心公共利益,不尊重他人人格,压制民主、限制自由;有的领导干部社会公德意识淡化,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有的在公众场合酗酒滋事,无视公共秩序,以权压人,以势欺人,公然与执法者发生冲突;等等。这些失范言行,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自己的言行体现先进性,以自身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坚决杜绝违背社会公德的失范言行,努力作遵守社会公德的表率。
在家庭美德方面,要做到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不仅表现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同时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王岐山同志讲过,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古代对官吏也有“齐家”的要求。当今时代,家庭美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党员领导干部弘扬家庭美德,就要做尊老爱幼、崇仰孝悌的模范;做男女平等、夫妻和睦的模范;做勤俭持家、团结邻里的模范。要特别注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私利。周永康案件中,其妻子、儿子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影响力大肆敛财,最后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教训极其深刻。目前,在一些地方,组织部门在干部提拔任用的考察中,开展“两圈”考察,即考察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重点考察了解干部是否主动履行赡养父母义务,关心父母生活、生活作风是否检点,夫妻是否和睦、是否承担抚养子女义务,关心子女成长、邻里是否和睦,群众口碑是否良好等,体现了对领导干部家庭美德的要求。
党员领导干部严以修身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可以说,官德的修养是长期艰巨复杂的功课,需要内心长时间的坚守,也需要外界艰难困苦和复杂环境的历练。我们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党规、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踏踏实实干事,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为官。笔者认为,党员领导干部应从五个方面加强自身修养。
学习是提高修养的首要途径。荀子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这说的是,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学习以不负国家重托。对于领导干部来讲,只有注重学习,加强道德修养,不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够真正强身固本、扶正祛邪,做到在贪欲诱惑面前拒腐蚀永不沾。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的重中之重,持续深入地学,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养成谦虚谨慎的良好作风。谦虚使人进步,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但有些领导干部却常常忘记。有的人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有的人认为自己在要害部门工作就忘乎所以,到社会上口大气粗。我们要谨慎对待手中的权力,谨慎行使手中的权力。古人说,“官有所畏,业有所成”,当官就要有所戒惧,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成就事业。如果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迟早会出事。应像《诗经》里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慎始慎微才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许多腐败落马者在忏悔录中写道:“一开始,收个几百元的红包都胆战心惊,后来几万、几十万,人家送我就收。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碰倒了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想到这些,真是痛恨不已!”古人说,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应该警醒。常言道,禁微则易,救末者难。遏制贪欲非小事,党员干部要始终绷紧廉洁弦,时刻保持警惕,坚决守住廉洁从政底线。
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讲过,做领导干部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五加二”、“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一个人的业余时间,如果填充的不是健康兴趣,就可能是不良嗜好。一旦饮酒、赌博等成为领导干部的兴趣爱好,终点必然暗淡无光。我们都应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获益终身。
坚持谨慎交友,择善而交。对个人发展而言,生活的小环境很重要。朋友圈就是小环境。选择和谁同行,就选择了行走的方向;与谁一直同行,你可能就会成为谁。从一些腐败案件看,有不少领导干部其实是交友不慎被拖下水的。坏朋友交友就像钓鱼,先投其所好给你甜头,等你上了钩,就再也甩不掉。因此,选择君子之交,才能最大限度地洁身自好。除此之外,领导干部还有必要主动结交一些工作上需要的朋友。比如,多结交专家学者朋友,就让自己有了“智库”,可以时常学习讨教;结交忘年之友,或增长智慧,或感染活力;结交田间地头之友,心系民间,感知疾苦等。
(全国人大机关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全国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 张立军)
“白袍点墨,终不可湔”和“轿夫湿鞋,不复顾惜”两个故事,旨意是初之不慎,后患无穷;既能慎始,必能全终。
一则讲的是:明朝有一位叫山云的将军,被朝廷派到广西做总兵。他听说广西当地有送礼受贿的风气,就问衙门里老吏郑牢:我是不是该入乡随俗呢?郑牢说:您到广西做官,就如“一袭白袍”,千万不能入乡随俗,不然,“白袍点墨”,就永远洗不干净了!山云又问:如果不收礼,当地人不高兴怎么办?郑牢说:朝廷严惩贪官,要杀头你都不怕,反倒怕那些人不高兴?山云接纳了郑牢的建议,在广西做了十年清官,廉洁操守始终未变。
另一则说的是:明代张翰初任御史,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给张翰讲了一个乘轿见闻,说他乘轿进城遇雨,一轿夫穿了双新鞋,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循着干净的路面走,“择地而行”,后来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由此便“不复顾惜”了。王廷相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翰听了这些话,“退而佩服公言,终身不敢忘”。此后,他一直严谨从政,清廉为官,官至吏部尚书,名留青史。
万事皆有初,欲善终,当慎始。“慎始”,是古人修养身心、完善人格的一种自省和防范。《礼记·经解》中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慎始,是戒慎于事情发生之初,一经发现不良思想苗头和出格行为,便自觉积极地制止,避免误入歧途。“曹鼐不可”的故事就是典范。《续太平广记·厚德部·曹鼐》有载:“曹鼐为泰和典史,因扑盗,获一妇,甚美,目之心动,辄以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如是者数十次,终夕竟不及乱”。“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曹鼐经得住诱惑,保全了名节。
苏轼《思治论》中有言:“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倘若不能慎始,就会一失足成为千古恨。“一钱罢官”的教训颇为深刻。大意是:康熙年间,吴生因贪掉在地上的一枚钱,被一老者发现。后来,吴生应试合格,被选派到常熟任县尉。当按例谒见巡抚时,被罢官。原来当年那位老者,就是江苏巡抚汤默庵。“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吴生抵不过诱惑,葬送了前程。
没有“慎始”,何来“善终”?当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蜕变为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就是因为没有把好“慎始”关,都“悔不当初”。涓流不止,溪壑成灾。面对“盛情”,不可让“恭敬不如从命”占上风,一旦心存“一次不要紧,下不为例”的侥幸心理,第二次、第三次……就接踵而至,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次守不住,次次做让步”的怪圈,一步一步越过雷池、滑入泥潭,最终难免栽跟头,甚至毁掉人生。
“守身如玉当慎初”。党员干部需认真践行“三严三实”的要求,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敢于说“不”,慎独、慎微、慎欲,坚守第一道“防线”,严把第一道“闸口”。惟有如此,才能“浪击身不斜,沙打眼不迷”。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网 作者 张亮)
政府项目陷腐败疑云
这桩官商贪腐丑闻的曝光还要从一份名为“成完钟名单”的行贿笔记说起。
成完钟是中型建筑企业“京南企业”前会长,也曾出任执政党新国家党国会议员。他还是“资源外交”贪腐案的头号调查对象。
所谓“资源外交”,是前总统李明博执政时曾推行的一项政策,旨在让韩国政府积极参与海外石油、金属和稀土资源开发,并投入巨资。然而,项目未取得理想成果,且主导落实项目的韩国矿物资源公社(矿物公社)亏损严重。
去年10月,“资源外交”相关项目被指牵涉各种贪腐行为。今年3月,检方对涉案公司京南企业进行调查取证。
韩联社报道,矿物公社2008年与多家韩国企业联合,投资马达加斯加的镍矿项目,其中京南企业出资10%。不过,京南企业后因财政状况恶化而无力承担投资成本,2010年把所持项目的股份高价卖给矿物公社,致使矿物公社亏损116亿韩元(约合1044万美元)。
外界猜测,时任矿物公社社长金信钟正是受成完钟委托,才决定耗巨资收购京南所持股份。
检方还认为,成完钟涉嫌夸大京南企业对俄罗斯石油开采项目的投资利润预期,以此获得800亿韩元(约合7280万美元)的政府贷款,并利用部分款项创建一支250亿韩元(约合2250万美元)的“行贿基金”。
行贿笔记牵政坛大腕
4月9日,成完钟在即将被逮捕前于首尔北部一座山上自缢身亡,裤兜里留有一张便条。
这张被媒体称作“成完钟名单”的便条写有高官姓名和行贿金额。“上榜者”包括现任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李丙琪、国务总理李完九、庆尚南道知事洪准杓、仁川市市长刘正褔、新国家党议员洪文钟,以及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许泰烈和金淇春。
其中,许泰烈于2013年2月至8月出任青瓦台秘书室室长,金淇春后来接任,今年2月离任。
自杀前,成完钟还在接受韩国《京乡新闻》采访时称,他2006年9月在一家酒店健身中心向金淇春行贿10万美金;2007年向许泰烈行贿7亿韩元(约合63万美元);2013年4月“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期间在李完九的选举办公室与他单独会面,向其提供3000万韩元(约合2.7万美元)政治献金。
“成完钟名单”曝光后,名单上所列几人均否认收受贿赂。
检方4月15日下午再赴京南企业进行搜查取证,获得了京南企业的会计资料、内部报告和电脑硬盘等,重点调查成完钟生前是否对其行贿活动留下其他记录。
国务总理黯然辞职
随着“资源外交”贪腐案和“成完钟名单”的持续发酵,身陷受贿丑闻的国务总理李完九4月20日向朴槿惠提出辞职请求。
李完九此前坚称没有收受成完钟的政治献金,并一度表示自己会毫不动摇地履行总理职务。然而,最大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随后提出要向国会提交针对李完九的弹劾议案,新国家党内部要求他引咎辞职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内外压力下,李完九最终自行下台。
李完九两个月前刚刚接手国务总理一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针对韩国不少官员和商人牵涉贪腐的现象,他3月12日在履新以来的首次国民谈话中发布反腐宣言,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根除腐败。
另据韩国《中央时报》报道,专门调查京南企业的检方人员4月19日说,从去年3月起的一年间,成完钟和李完九的手机通信记录达210多次。
朴槿惠已于4月27日接受李完九的辞呈。
总统要求彻查案件
针对“资源外交”贪腐案和“成完钟名单”,朴槿惠的态度向来明确:她4月12日要求检方彻查案件,希望检方根据相关法律,“不偏袒地严格调查相关指控”。
青瓦台人士4月13日指出,这意味着一旦被检方查出腐败行为,即便是总统亲信,也将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
韩国检察总长金镇太曾在主持“资源外交”贪腐案检方特别调查组会议时说,将“毫不迟疑地”调查案件。
迄今,“成完钟名单”中出现的几名高官已表示会配合检方调查。有观点认为,这与朴槿惠严查此案的坚定意志不无关系。
韩联社报道,从过去的经验看,每当发生贪腐案时,朴槿惠的态度都很坚决。2006年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之前,有大国家党(新国家党前身)两名重量级议员被疑受贿,当时身为党首的朴槿惠迅速向检方控告了这两人。
政府铁腕惩治腐败
近年来,韩国民众对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广泛存在的各种腐败行为日益不满。
2013年以来,朴槿惠领导的韩国政府没少在反腐领域下功夫。朴槿惠政府还十分重视国民权益委员会在反腐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在这一委员会的推动下,获称韩国最严厉反贪法案的《金英兰法》于今年3月初被国会通过,3月下旬获朴槿惠批准,定于明年9月施行,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直以来,赠送和接受红包及其他礼品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行贿受贿的一条可疑渠道。时任国民权益委员会委员长金英兰于2012年提出一项法案,以期进一步束紧公务人员头顶的“紧箍”。
法案规定,若公务人员及其配偶接受单笔现金捐赠或礼品价值超过100万韩元(约合900美元),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不管该行为是否与其职务有关。
在韩国,公务人员的范围除了公务员,还包括公共机构职员、国立和公立学校教职员以及媒体、私立学校、幼儿园从业人员等。
韩联社分析,《金英兰法》直接适用对象达300万人,若考虑间接影响范围,事实上全体韩国人都会成为该法适用对象。预计法案实施后,韩国政界、财界、新闻界、教育界等的贪污腐败现象有望大幅减少,各种“惯例”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特约记者杜鹃)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信息部 地址:郑州市郑花路29号 邮政编码:450011 电话:0371-65648812 豫ICP备0500244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