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专门机构：破解腐败难题的利器

　　反腐败专门机构任务专一、授权充分、力量集中、手段强硬，能有效地节约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强力打击腐败的标志，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随着腐败问题日益复杂和严峻，许多国家和地区参照国际主流模式，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积极加强反腐败机构建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反腐败专门机构日益成为反腐肃贪的主力军

　　亚洲是现代反腐败专门机构的摇篮。新加坡于1952年率先建立贪污腐败调查局，马来西亚（1959年）和中国香港（1974年）也相继成立专门机构打击贪污贿赂犯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反腐败问题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反腐败专门机构从东方走向西方，从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发达国家。近10年来，世界反腐败专门机构数量从50余家剧增至近150家。当前，建立专门机构开展反腐败工作已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欧洲《反腐败刑法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刚性要求。

　　在亚洲47个国家中，仅有日本、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等极少数国家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机构，但日本设有行政监察机构——行政评价局，土耳其拥有金融犯罪调查委员会、总理检查委员会、监察专员办公室。韩国、泰国、印尼等30个国家有反腐败委员会或类似委员会，占亚洲国家总数的64%；哈萨克斯坦、文莱、新加坡等19个国家有独立的腐败案件调查机构；阿联酋、以色列和阿曼主要由审计机关承担反腐败职能。其中，孟加拉、格鲁吉亚、约旦等9个国家既有反腐败委员会，又有专门的反腐败局。

　　反腐败专门机构是破解腐败关系网的“利器”

　　反腐败是对权力掌握者的监督和制约，作为监督者的反腐败机构必须独立、高效、权力集中，特别是在家族政治或裙带之风盛行的国家，要破解各种利益集团千丝万缕的关系网，没有一个权力相对较大的反腐败机构是不可能真正治理腐败的。

　　新加坡独立前，贪污、贿赂、敲诈勒索等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独立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为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决心强化贪污腐败调查局职权，大幅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形成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的激励约束机制。新加坡如今被公认为亚洲的“清廉先生”，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韩国政府为了综合治理腐败问题，制定了《防止腐败法》，并将防止腐败委员会、国民申诉委员会、行政审判委员会重组为反腐败与国民权益委员会。反腐败与国民权益委员会是韩国规划反腐败政策的核心机构，每年公布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机关的清廉指数评分，近期推动的将借婚丧嫁娶等“人情往来”收取巨额礼金行为入刑、废除议员特权等行动取得重要进展。

　　印尼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设有反腐败机构，但警方和检察机关主导的反腐败工作一直成效不佳，许多重大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2003年，印尼成立反腐败委员会，主要负责调查大案要案，并有权指挥警方和检察机关开展案件查办工作。2012年底以来，印尼反腐败委员会先后立案调查执政党民主党总主席、繁荣公正党总主席、宪法法院院长、油气监管机构负责人、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秘书长等涉嫌腐败的高层官员，打破从未主动调查在职部级领导的先例，赢得国内外一片好评，荣获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印度自1968年以来，议会每隔5年左右就提出关于成立最高反腐败专门机构的法案，但部分议员一直强力阻挠。2011年以来，印度数次爆发席卷全国上百个大中城市的民间反腐败抗议活动，核心诉求是尽快建立强大的反腐败机构。在民意的巨大压力下，组建最高反腐败机构的法案最终于2014年1月签署生效。根据法案，新机构Lokpal（英文名为人民监察委员会），独立于任何政党，是国内最高反腐败机构，有权监督和指挥其他中央反腐败机构开展案件调查工作，有权调查政府总理、部长、议员等高级官员，有权起诉任何涉案的政客或公务员。印度媒体将新机构视为国内反腐败事业的里程碑，认为借助于专门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反腐败公诉机关和反腐败专门法庭，将大大提高案件查办效率，真正让腐败分子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威慑。

　　反腐败专门机构设置模式主要取决于国情

　　反腐败机构设置模式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法制传统。单一机构模式实行垂直领导，组织结构严密，层级关系简单，便于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有利于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多机构模式实行分权管理，防止监督权过于集中，有利于因地制宜，节约管理成本。

　　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将预防和惩处腐败的重要职能集中整合，创设一个强大、集权的反腐败机构。随着新加坡贪污腐败调查局和香港廉政公署取得巨大成功，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等纷纷仿效，组建本地版的“廉政公署”，均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这种单一机构模式大多出现在人口较少、政治权威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在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反腐败网络比较健全，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一般均有反腐败部门，全国一般不存在最高反腐败机构。以美国为例，全美反腐败机构权力分散、相互制约，50多个联邦执法部门有权调查公共腐败案件，地方州市可自行组建反腐败机构，两套反腐败体系并行。其中，联邦调查局是美国最重要的腐败案件调查机构，在全国大城市设有56个办事处，在中小城市有380余个分支机构。司法部往往派检察官提前介入案件调查，并代表政府提起公诉，特殊情况下还可任命负责调查特别重大腐败案件的独立检察官。监察长办公室有权调查本部门公务员的欺诈、滥用职权、浪费等行为，但没有处理权，调查后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须移送司法部门进行起诉，违纪案件交由驻在部门给予纪律处分。政府道德署负责制定伦理标准和廉政计划，审查高级官员财产申报信息，提供伦理咨询和培训，一般不负责调查和执法工作。

　　在俄罗斯、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依然处于腐败易发高发期，它们一般既建有独立的反腐败专门机构，但同时又赋予警察部门或检察机关一定的腐败案件调查权。俄罗斯于2008年设立总统亲自挂帅的反腐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反腐败工作，后又于2011年和2013年分别成立侦查委员会和反腐败局，具体负责案件调查和监督核查工作。越南共产党于2012年成立由总书记任主任、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指导中央检查委员会、政府监察总署、反腐败警察局开展预防和惩治腐败工作，解决党政机关负责人反腐败决心不足、惩治不严等突出问题。（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