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伽

    唐太宗贵为天子，工作的确非常辛苦，说是日理万机并不过分，六部九卿每天将大把的事交领导来处理，文武百官排起长队来见他，找他签字、找他汇报、找他交流思想……工作扎堆，他有时难免会烦躁。有一天，太宗实在撑不住了，喊来秘书监：我要去打猎耍子。有关部门动作快，备马、架鞍、踩点，还有警卫啥的，餐饮啥的，不到一个时辰就都办妥了。
　  腾起尘灰如云烟，太宗的车驾一溜烟跑到了郊外，未曾想后边有人骑马赶了来，挡住去路。这人跳下马来，一屁股坐了下去，双手抱膝，打坐在路中央，怎么赶都赶不动。唐太宗定睛瞧去，这鬼家伙不是别人，是孙伏伽。未待唐太宗开口，孙伏伽就嚷了起来：工作期间外去玩耍，是何道理？唐太宗发了脾气：我一把手不是道理吗？赶紧让开，饶你不死。这个孙伏伽干脆横躺地上：皇上今天如要去玩，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你还敢顶皇帝嘴啊？来人，给我把这家伙拖起来，此处是野外，好行刑，给我斩了，就地埋了。唐太宗身边一帮人干起其他工作来，拖拖拉拉，而干起这端子事来，动作飞快，争相扑了上来。孙伏伽正了正衣冠，厉声道：商之比干、夏之关龙逄，皆因直谏死，我现在纵使陪他们去打牌，也不跟你天天开会了。唐太宗笑了笑说：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想试试你的胆量。嗯，胆量不小。唐太宗转身对左右吼道，还愣着干吗？赶紧调转车头，回家！
　　孙伏伽是个有傲骨的人吧！史书上说其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其性格宽宏大量，处事从容，荣辱不惊。有个故事，极能体现孙伏伽的个性，说他拜治书侍御史时，自己先从朝中得旨，归家后竟秘而不宣，待朝廷制文到来，合家狂喜，唯独他本人若无其事。心存节义，自然不在乎禄位，此乃真君子也。
　　张九成
　　宋朝的张九成少年时离家京漂，拜理学家杨时为师，三更灯火五更鸡，一天到晚都在学习。有人一番好意，对他说：读什么书啊，读得累死人！学好圣贤书，不如有个好爸爸是不是？没有好爸爸，认个干爸爸，还用学什么圣贤书？苦读十二年，真个不如抄袭两小时的。“肯从吾游，当荐之馆阁。”张九成向之打了一躬：谢君好意。不跟你扯白话了，我要读书去了。
　　张九成后来学而优则仕，当上了镇东军签判，职位不高，也算有起点的了，跟一把手搞好关系，攀援而上，前程可能一片锦绣。张相公却是硬角，就是不认潜规则。他的顶头上司叫张宗臣，一笔难写两个张嘛，同一个姓，便同一个宗，攀权贵不多了一条便道？张相公不攀倒罢，他还与领导顶牛。他领导是几无群众观念，单有谋官私念的家伙，为民服务一样也无，欺民恶事从没少干，张相公看不惯。有日见领导又在剥百姓皮敲黎民髓，他走了上去，一顿申斥。领导气急：你是为官说话，还是为民说话？张相公脖子一扬：我吃百姓饭穿百姓衣，我当然为百姓说话。
　　张宗臣见下属居然敢造自己的反，大发领导脾气，拍桌子：好。你的官帽子，今天我给你取了，你为百姓说话去吧。张相公也不含糊：谢谢！什么官帽子？我铁饭碗都不要了。说完，转身就走。回了老家，设帐授徒，粉丝甚众，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后来，张九成又当了官，耿直性情未改，比如他兼任刑部侍郎期间，平反了一件诬告案，朝廷要奖励他，他却辞了：任职刑部，出现冤案，我本有责，何可邀功？管防火的，起了火灾，再去救火，被评为救火英模，这不是朝廷惯例么？张九成不遵守官场惯例，他要遵守自己的内心法则。
　　彭时
　　明朝的彭时也是孙伏伽、张九成一样的角色。明朝庙堂之上闹地域之争，争得厉害，主要分为北派与南帮，北方人当政，不用南方人；南方人上位，不用北方人，泾渭分明。时有李贤，是明英宗宠臣，他是北方人，用人自然几乎都是北方人。但皇帝说了，彭时虽是南方人，李贤你得给我用上（皇帝用人蛮偏的，有时也要扯平衡是不是？堵人口实嘛），没想到这个彭时竟然不太买账，直言对皇上说：“南方出时上者不少，何可抑之？”长人家威风，灭自己志气，在官场者，谁有彭时做人之大气？
　　官场如风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北派倒台之后，南帮扬眉吐气了，皇帝也乐得打落水狗（这样可以证明：当年搞宗派，不是皇帝的错，是乱臣贼子的错嘛），要把李贤给打下去。皇上对彭时说：寡人要废了李贤，起用你，若何？有这样的好事？换了别人，到了这时节，也是正直搁一边，自己置中间。但彭时不同，他对皇上说：“李公有经济才，若去，时不得独留！”
　　张謇
　　正气凛然，傲骨铮铮，还容我还举个近时人物。张謇在近代史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甚大，被誉为实业家。虽说他经商办实业很成功，但他最初也是当官的呢。张謇下海经商，不是源自钱本草比官本位更有号召力，而是他觉得人格比官位要高许多。
　　有一件事促使张謇毅然弃政从商：一次，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玩耍归来，正赶上大雨，群臣照例跪迎，张謇也在跪队当中。大家跪啊跪啊，跪了很久，太监说，老佛爷快回来了，张謇他们就继续跪。跪啊跪啊，又跪了很久，太监说，老佛爷快回来了，大家只好接着跪。跪啊跪啊，终于等到老佛爷回来了，大雨下得那个猛啊，可是，老佛爷正眼没瞧那帮跪在道路两边的肉包子，兀自进了宫。此事对张謇刺激甚大，他起身长叹：“为官若此，岂人能堪耶？”在那个时代，当官的其实都是跪着的，今天跪人，明天别人跪己。但张謇不这么想，于是，他接着就辞了官，下海办企业办学校去了。
　　结论：谈读书与做官
　　看官可能还不晓得，上面所举的这四个人物，除了都有一身傲骨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状元。孙伏伽是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张九成是宋高宗绍兴二年壬子科状元；彭时是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戊辰科状元；张謇状元考得很辛苦，一路考，考到四十多岁，也终于一举首登了龙虎榜。比这些状元郎更以傲骨与正气出名的，还有南宋末的文天祥，文公千古名句，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曾写过一篇《两份名单》，里面举了十位状元，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翁同龢、陈沆、刘福姚、刘春霖；也列了十位落榜或名榜垫底的人士，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李汝珍、洪秀全、袁世凯。对比这两份名单，我发现，状元郎的武功文功，政绩事迹，未必比落榜者更大，名气未必更响。
　　我现在觉得，状元们也许历史影响力与科考名次不太对称，但是，其操行大抵还是与圣贤书相称的。读书养气，如孟子所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得多，心中正气自然要充沛一些。我手头有一本《状元全录》，里面名单众多，很多人是书上留名，但谈不上史上有名。远一些的不举，举稍近的吧，如明朝丁显、黄观、曾鹤龄、曹鼐、孙贤、罗伦、范应期、张以诚……清朝邹忠倚、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马世俊、彭定求、张书勋、陈初哲……这些人都是不出名的。这些人不出名，却都不出格。我手头有一本《十大奸臣》，如秦之赵高，汉之董卓，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清之和珅……无一是状元；这些老虎级狮子级的贪官与奸臣莫算，我手头还有一本《历代贪官录》，里面选的是豺狼级、犬狗级（苍蝇级的，一般没资格上史书）的贪官污吏，与状元名单对比一下，发现有状元与贪官二合一的，很少，至少九成不曾重叠。状元有名录，也大都有传，有行状，可供盖棺论定，他们中间做人破了底线的也有——相对而言，破了底线而成为成功人士的，比较少。
　　这其中何故呢？状元们要建大业，智力或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在职场在官场，单有智力是万万不能的，还需要所谓情商。状元智商足矣，情商不足。而所谓情商，本来是好概念，但被很多人弄伤了，弄成了情伤，比如职场得意者，将情商降格为：要成功，要上位，就要与首长们勾勾搭搭，就要与潜规则苟苟且且，就要弯了膝盖跪跪拜拜，就要昧了良心鬼鬼祟祟……这些，状元郎哪里肯呢？他读书读了那么多，多半是不会轻易向人低头的，多半不想做缺德事，多半不想让人戳脊梁骨，如此如此，在职场在官场，哪会有进步？
　　在官场不能进步，但在人格上，他们却是走正步的。真的读书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假的读书人以书做了敲门砖，再将书做书垫，跪人求进，比一般敲门砖更舒服，他们更喜欢），他们很骄傲，很自豪；人格上的骄傲，是一种内心的高贵，他们那么高贵，所以多半会走正步，以邪行为人生之耻辱。以此而观，宰相要用读书人，干部要用读书人，不但是行政智慧所必需，也是保证官场风清气正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