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刘伯承元帅，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彝海结盟”、“刘邓大军”等内容。然而，对于军事之外的刘伯承，人们却知之甚少。笔者查阅文史资料，整理了元帅不搞“特殊化”的一些事例，供大家学习参考。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得，自己办学校，方便倒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养成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团长的孩子，产生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相反，在百姓子弟的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可以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对孩子成长大有好处。后来，刘太行和普通农村的孩子一样，坐在破旧、简陋的教室里念书了。    

    1945年，晋冀鲁豫党政军机关迁到邯郸，有一批干部及其家眷也来到了邯郸，其中仅学龄前儿童就有近百人。这些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都急需入学。当时的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穰明德提出办一所子弟学校，并把具体方案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非常赞成，说：“现在是应该考虑办学校了。我们要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他们必须有文化，有道德，爱劳动，爱祖国，具有创造精神和铁的纪律。这个办学宗旨一定要明确，千万不能培养特殊阶层和娇骄儿。”    

    不久，这所学校就建起来了，取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干部子弟校，也是人民小学的前身。学校开学后，为培养学生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集体观念，实行寄读制，只有星期六，才让孩子们回家。刘伯承更是以身作则，他爱人汪荣华总是星期六才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家，没有一次违反过学校制度。    

    西南解放后，晋冀鲁豫军区干部子弟校迁到重庆，正式定名为西南人民小学。当时，刘伯承还抽空去西南人民小学视察，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为建设新中国学好本领。在一次省军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刘伯承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我们现在进城了，广大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防止发生李自成的悲剧，最后落个前功尽弃，毁革命成果于一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教育好后代。我们的孩子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进城后切记不要对他们过分溺爱，如果在舒适的环境中变成纨绔子弟，将来就不能接好父辈的班，我们的事业也就会受到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刘伯承听后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搞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刘伯承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1964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刘弥群最终成长为我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她回忆说：“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1970年，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方米的套间。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洗礼，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我们是人民的公仆，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都不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刘伯承元帅学习，勇于敢于向“特殊化”宣战。这样坚持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