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本报刊发《习俗，绝不能成为敛财的借口——黑龙江省依兰县查处住建局副局长违规操办“升学宴”》一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央八项规定自2012年12月颁布，从一年多的落实情况看，作风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令行并未禁止，为何依然有那么多党员干部胆敢顶风违纪？顶风违纪现象说明了什么？如何改变？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周淑真和中央党校党建部讲师强舸。 ——编者  　　

　　背景分析：2013年9月起，中央纪委监察部实行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每月通报制度。据统计，一年来，案件数量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这一方面反映出各地各部门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常抓不懈、查处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无视规定、顶风违纪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查处的案件中，乡科级干部比例达95％，成为违规的主体，而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人数依次减少。同时，违规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公款大吃大喝等问题较为突出。　　

　　顶风违纪，根源在哪儿?

　　侥幸、从众心理只是表面原因，根源在于许多党员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意义和中央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决心认识不到位。

　　记者：有人将顶风违纪者的心态大致归结为侥幸心理、从众心理、认为小题大做等。为什么原本应该带头遵守党纪法规的党员干部，敢于开“顶风船”带头违纪呢？

　　周淑真：顶风违纪基本上就是这几种心态，但这三种心态各不相同。侥幸心理是最基础、最一般的心理，认为犯一次错、冒一次险应该抓不到，试一试水也没事儿；从众心理是觉得，别人犯错了没出事，法不责众，我也试试；小题大做就是觉得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总体说来，这三种心态反映出有的人认为反腐败“雷声大雨点小，多说少做”，没有真正认识到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反腐败，特别是对中央八项规定常抓不懈的决心。

　　强舸：侥幸、从众等心理只是表面原因，顶风违纪的真正根源在于认识问题，即许多党员干部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意义和中央推进八项规定落实的决心，甚至有的党员干部认为中央管得过宽。因为对八项规定的不认同，他们才会找漏洞来违反规则，诸如“不会这么倒霉就查到我吧”的侥幸心理和“大家都这么干凭什么我就不能干”的从众心理才会起作用。

　　记者：滋生这种心态是否有社会基础？

　　强舸：这种心态的滋生有较普遍的社会基础。近年来，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公款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排场越大，好像就显得人越有本事，人越有面子。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区，如果你是公职人员，花自己的钱、用自己的车招待朋友，就会被认为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相反，你越是用公家的东西，别人就越会觉得你做人有本事。

　　周淑真：我认为是有的。现在的官场文化认为，公职人员就应该跟普通群众不一样，公款出行、公车私用、单位福利，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其实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特权思想。同样，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普遍心态。一些人认为公职人员就是具有特殊性，比如过年过节发福利、甚至定期公款旅游都是正常的事，如果没有，反倒不正常。

　　记者：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明确，可操作性很强，但顶风违纪者依旧会采取这样那样的方式变相违纪违规，您觉得这种现象是否与监督不到位有关？

　　强舸：中央八项规定与当前许多不良的社会风气是针锋相对的，必然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能查处这么多顶风违纪案件，恰恰说明许多地区的监督工作是“有作为”的，没出什么顶风违纪案件的地区，也未必是监督工作做得非常好，反而有可能是“不作为”。当务之急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把强有力的监督落到实处，做到持之以恒。

　　周淑真：很多作风问题是久成恶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风俗，一旦反对，反而会让人不适应。反对它和纠正它也是一个长久和持续的过程，不会一抓就戛然而止。所以，监督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还在于各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

　　风俗习惯能否成为顶风违纪的借口？

　　不能把党员干部顶风违纪的个人行为全部归因于社会，将人情风俗作为借口，就是狡辩。

　　记者：黑龙江省依兰县顶风违纪操办“升学宴”一案的当事人，在接受组织约谈后，阳奉阴违，依旧违规操办“升学宴”。在各级纪委查处的案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也较为突出。那么，对顶风违纪者来说，是否存在一些无法承受的负担？

　　强舸：许多人把“礼尚往来”视为零存整取的储蓄行为，平常“给别人送”是零存，自己办事时“别人送”是整取。八项规定禁止大操大办，使得很多党员干部没机会收回规定出台之前送出去的礼钱，心理上自然不愿意，经济上也很可能会有一定“损失”。此外，面子也成为很多党员干部顶风违纪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讲究面子，对父母来说，能给自己的子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事，能证明自身的慈爱。对子女来说，能给自己的父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能证明自己的孝顺。但是，社会风气和个人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不能把党员干部顶风违纪的个人行为全部归因于社会因素。这里有家庭的影响，有面子思想，也有借机捞钱的想法。

　　周淑真：这种所谓的负担不是无法承受的，将人情和风俗作为顶风违纪的借口，就是狡辩。人情和风俗是整个社会的，关键是党员干部自己怎么看、怎么想。很多人都没有那么做，也没有谁去责备啊！所以，当事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很重要，若囿于思想的影响，就有可能做出顶风违纪的事情。

　　记者：查处的案件中，发现存在使用公款购买节礼发放职工福利的案件，相关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并非单单为个人谋利益，这样的顶风违纪者是否值得同情？

　　周淑真：这种行为有利己的成分，通过为大家顶风办事儿，博取“人缘”，查出来了，就认为是为大家“牺牲”了。同时，这也与长久以来公务员的收入构成有关，福利成为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应当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入手，使工资收入和社会生活水平相匹配。

　　强舸：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对相关规定把握不准确是重要的原因。中央八项规定施行以来，违规用公款购买节礼发放职工福利的案件有之，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名剥夺员工合法福利的现象亦有之。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单位负责人对何为合理合法的福利及其额度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就陷入了“发也不是，不发也不是”的困境。 

　　顶风违纪，如何根治？

　　根源上扭转需要社会形成共识，打一场党组织自上而下监督和群众自下而上监督的持久战。

　　记者：查处的案件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乡科级干部是违规主体；二是违规配置使用公务用车与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较为严重。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根源？

　　强舸：这两种现象确实存在共同的根源。查处的乡科级干部人数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乡科级干部本身基数大，数量是县处级的几十倍、厅局级的几百倍、省部级的上万倍，这是个统计学问题。某些媒体对此恶意炒作，属于故意地“装不懂”。当然，也有统计学以外的原因。比如，越往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任务就越重，人力、物力就越紧张，受到的掣肘也越多。这就导致监督工作的弱化，使得乡科级干部违法乱纪的胆子就更大一些。从这一点上来说，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的建设。

　　周淑真：中国官员的结构是金字塔形，层级越高人越少。数量最大的是管理基层社会的乡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依次减少。违规使用公车和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很多都是基层乡科级干部，他们要在那个社会群体里显示一下威风，也就是所谓的“面子”问题。另外，乡科级干部和社会大众接触比较多，办婚丧事宜，周围乡民都来送礼，有时候的确比较难处理。

　　记者：有一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不大，但影响恶劣，应采取哪些措施，根治这种现象？

　　周淑真：根源上扭转还是需要社会形成共识，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丑陋的，是不应该的。社会风气根深蒂固最不容易扭转，实际上我们是在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十八大以来，基本上形成了“不敢腐”的认识，现在要常抓不懈，抓落实。同时，要完善并落实制度，令行禁止，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才能逐渐使之成为风气。廉政教育也很重要，让大家认识到贪腐会葬送政治生命，做起事来就会谨慎。此外，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也非常重要，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此前开通“违反八项规定直通车”就是发动社会监督的一项有力举措。

　　强舸：第一，要加强教育。不能仅仅让党员干部“怕”中央八项规定，而要从心底认同。第二，要持之以恒落实制度。坚持几年后，制度就会越来越被人们认同，侥幸心理就会越来越少，顶风违纪行为也会越来越少。第三，必须依靠群众。“上级不可能知道”的侥幸心理是很多党员干部顶风违纪的重要动因。近期通报的许多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其查处都是依赖群众提供的线索。纪检监察机关要畅通群众举报途径，保护群众举报行为，打一场党组织自上而下监督和群众自下而上监督的持久战。（对话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周淑真 中央党校党建部讲师 强舸 记者 曹溢 王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