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专学历，自己努力边学边干，在磷化工领域有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他从一家化肥厂机修车间工人干起，数十年打拼，一步步晋升，最终升任年营业额300多亿元的国有大型磷化工企业的一把手。2013年底，他66岁退休。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在2年后迎来人生的“拐点”，从此面临漫长的铁窗生涯。

    何浩明，贵州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2016年6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人扼腕叹息。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他说：“虽然我这辈子的时间不多了……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在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涤荡的‘沉船’‘病树’，能够对世人、亲人、后人产生警示作用。”

    到底是怎样的错误，让他光鲜的人生骤然黯淡？

    过不了“朋友关”，50多次收受“靠谱朋友”贿赂

    何浩明1968年12月参加工作，从安顺市平坝化肥厂机修车间工人干起，在组织的培养下，加之自己实干苦学，33年后，他当上了贵州化肥工业公司总经理。

    2001年，何浩明调到宏福实业开发总公司（瓮福集团的前身）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自此，他攀上了职业生涯的顶峰，也被权力和欲望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2002年，何浩明收到第一笔贿赂款1万元。“不能收、不应收，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危险大。”这个时候的何浩明还懂得洁身自好、警惕危险，把收到的钱上交给了纪检监察机关。但一些所谓“朋友”的包围和一个“危险的想法”，很快让何浩明走上了邪路。

    何浩明认为围在他身边的朋友做人做事靠得住，收受他们的钱财没有危险。于是，他把收到的钱财分为两类，认为“靠谱朋友”送的钱财自己收下，其他认为有危险的钱财上交纪检监察机关。何浩明认为自己这个招数很高明，用上交的钱财掩盖留下的钱财，既“规避”了危险，又掩盖了自己违纪违法的行为。在这种错误想法和侥幸心理驱使下，何浩明胆子大了起来。

    2003年至2014年，何浩明在累计上交给纪检监察机关550万元的“掩护”下，利用职务便利，为韦某等10人谋取利益，共50多次收受他们贿赂款物420多万元人民币、24.5万元美金、10万欧元及价值150多万元的房屋一套。

    在接受审查期间，何浩明方才悔悟：“他们这些所谓的朋友，都是打着幌子，本质是看中我在瓮福的职位和我手中的权力，玩弄的所谓‘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本质还是权钱交易。错误的想法、做法，把我推向了危险的边缘，我却尚未察觉，仍自心安理得。”

    而他那些自认为靠谱的朋友呢？何浩明说，我退休后的一年多以来，已明显感到“门庭冷落车马稀”，大部分所谓的朋友，借口工作忙几乎不来往，我知道他们去另攀高枝了，明白这些问题为时已晚。

    过不了“亲情关”，在岗为亲属谋利

    和众多落马贪官一样，何浩明换来的铁窗生涯，也有其亲戚家人的“一份力”。

    云南某公司想把着色剂、包裹剂销售给瓮福集团，为搞定何浩明，便找到他的弟弟、妹妹。胞兄妹的请托，何浩明自然不怠慢，便利用手中职权，安排了该公司的采购事项。哥哥出力了，弟弟妹妹自然好处多多。2011年8月至2014年7月，两人收受该公司好处费共计127万余元。

    2005年7月，何浩明的侄儿何某想承接宏福公司关联企业的两项装饰工程，便请求已担任宏福公司董事长的何浩明帮助。侄儿的请托，何浩明也不怠慢。于是他利用手中职权，遂了侄儿的愿。伯父出力了，侄子自然好处多多。何某承接该两项工程获利15万元。2013年2月，何某销售磷矿石给瓮福集团相对控股的甘肃子公司，由于磷矿石质量不达标，该公司不予结算货款。何某再次请伯父何浩明出马，何浩明打招呼后，何某顺利收到货款，在该批磷矿石销售中何某获利近4万元。

    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何浩明深刻反省了自己从对党和国家有贡献的领导干部、专家变质成腐败分子的三大原因，其二就是“在权力的使用上没有过‘亲情关’。”他说，明知一些单位和个人大肆向自己的亲属发动“糖衣炮弹”进攻，自己知道了但视而不见。特别是在儿子留学、结婚时收受了不该收的钱财，欠下了人情债，把自己逼进了“感情”的深渊。对一些亲属在瓮福集团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但不制止，反而协助他们，客观上造成了“家族式”的腐败。

    过不了“退休关”，退休后违规任职

    何浩明2013年11月退休后，或许不甘心于“门庭冷落车马稀”，或许还想趁余热“再捞一把”，于是在2014年7月，他违规到与瓮福集团有业务关系的某公司担任顾问。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不得在与原任职企业有业务关系的私营企业担任职务。在国有企业工作几十年，并且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何浩明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却在管党治党越来越严的大背景下顶风违纪，对党纪法规置若罔闻。调查发现，截至被组织调查前，何浩明担任该公司顾问8个月，违规领取“工资”近22万元。

    当然，何浩明是知道这些规定的，但他却不以为然，不当一回事。就像他在忏悔书中说的那样，“认为企业只要把生产、安全、经营、效益搞上去，就能‘一俊遮百丑’，因此对党和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都是应付而已，对别人的要求是‘马列主义’，对自己的要求是‘自由主义’，学习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没有花精力去认真学。”何浩明的教训足可以成为那些在岗不学纪法，重业务、轻党建的领导干部的“镜鉴”了。

    过不了“三关”，就过不好下半生。检视何浩明严重违纪违法案，他可谓前半生精彩，后半生悲哀；在岗时精彩，退休后悲哀。他用自己的悲剧人生警示世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对待权力和党纪国法，必须心存敬畏、如履薄冰，决不能受友情所惑、决不能被亲情所累、决不能以为退休就是平安着陆，否则，迟早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记者 吴远威）

    忏悔录

    我诚恳、深刻向组织忏悔。

    我生于1948年，是伴随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成长的。党和国家对我培养教育了多年，把我从一个普通的中专毕业生、一个普通的工人，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专家，特别是在瓮福集团先后担任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务长达13年。我在瓮福集团工作期间，特别是后期，完全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背离了“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

    我在企业长期担任行政领导，重业务、轻政治，认为企业只要把生产、安全、经营、效益搞上下，就能“一俊遮百丑”，对党和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都是应付，政治学习更是流于形式、走过场，想起这些我十分后悔。在我和一些单位、个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违纪违法收受他人钱财，堕落成为一名腐败分子。在收受钱财时，我认为只要不损害国家和企业利益，变相收受并不违法。不学习，导致了我错误的想法、做法，从而把自己推入了违法犯罪的泥沼。如果我在组织安排的普法学习中，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法律知识，认真学习党章和重温入党誓词，做到警钟长鸣，也许就不会坠入犯罪深渊。

    在我任职瓮福期间，逐渐被一些所谓的朋友包围，认为他们做人做事靠得住，没有问题。没有认清这些所谓的朋友，本质上是看中了我在瓮福的职位和我手中的权力。我之所以违法犯罪，都是因为在错误思想的引导下，放不下“朋友”之间的面子而导致的。

    在组织的帮助教育下，我逐渐明白了我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虽然我这辈子的时间不多了，再做一次明白人，对我一生来说也是很大的收获。教训是刻骨铭心的，我的忏悔也是真诚的。希望我的事情能够对世人、亲人、后人产生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