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腐败成为一种“默认”的文化心理，那么反腐就是一场观念重构的价值观较量。以文化之力反腐是实现由“不敢腐”到“不想腐”的“治心”工程，旨在通过传统的廉政资源和当下的廉政实践的人文化成，让廉洁政治、清风正气成为社会常态。

    文化“治心”的价值观革命

    当前，“不敢腐”已经初见成效，如何实现“不想腐”？文化的力量不可或缺。

    当年一位小学生“想做贪官”的理想，让多少人痛心疾首。“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看似童言无忌，实则是腐败现象对价值观的扭曲。价值观的扭曲源自于人们精神世界在人文化成的社会生态。诸如“升官发财”的迷梦，“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谬论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官本位”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态中的文化剩余。

    造成这一文化剩余的因素是多样的，诸如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物本主义诉求成为自我价值的主体确证；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意义世界的坍塌，导致精神层面困惑并形成新的意义的迷失。被逐利目的所驱使的疯狂行为，使人们的精神在没有方向地一路狂奔。于是，没有权力的向往权力，有了权力的渴望金钱，犹如资本家永远担心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面对频发、高发的腐败行为，以及滋生于腐败的各种思想病毒蔓延，必须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铁腕行动打“老虎”、拍“苍蝇”，重在净化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如果说严惩体现的是一种决心和速效，为治本赢得时间；制度体现的是一种保障和长效，那么文化所彰显的是一种清廉政治生态的人文化成。正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不仅是法律精神，更是一种“正心诚意”的观念再造和价值革命。又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说的：“思想就是行动。”人们思想的出场即是行动，而行动本身又是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出场。从这一意义上说，反腐是文化“治心”的价值观革命。

    传统廉政资源的文化剩余和当代自觉

    传统文化，既赋予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人文底蕴，也给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带来了不少的禁锢。廉政文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如德政、仁政、礼治的政治思想，富民、利民、惠民的经济理念，仁义礼智信的教导规范，文、行、忠、信的教育观念等都体现了廉政的诉求。如爱民勤政、执法公正、赏罚严明、克己奉公、节俭清正、谦虚礼让、尊贤任能等都体现了执政者的廉政情怀。作为一种中性意义的文化剩余，在优化现代政治生态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理性意义。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优秀廉政文化成果，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代表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具有四方面作用。导向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倡导为民、务实、清廉目标；激励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激发公职人员勤政为民、勇于奉献的公仆精神；凝聚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汇聚群众力量形成监督政府、抵制腐败的社会动力；约束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弘扬法治精神，使人们养成遵规守法、严格自律的行为方式。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积极发挥其人文化成的作用，实现“不想腐”的目标。

    从文化剩余的历史逻辑来观照，价值是历史的，作为传统中国廉政资源的“传统”也是历史的，具有历史性、继承性、稳定性、流动性、精神性、潜在性和现实性。它属于生成这一传统的社会实践，并通过连续性的实践将此延传至今。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态中，蕴藏着厚重的政治资源，作为文化剩余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的，有精华和糟粕。如“克己奉公”等廉政资源可以作为传统的“正能量”来补救当下的官德败坏。如官本位文化、潜规则心理等，潜在难以根除的“负能量”，则不能寄望于此来直接治疗，否则，就可能是旧汤炖旧药。譬如，道德作为人类和谐共同体的组织法则，在不具备相匹配的外部制度的环境中，道德规范不仅难以起到自律的作用，反而容易成为腐败的借口和掩饰。这种“去自律化”的道德高标，变成了“律他”的权力意志，久而久之，社会风尚日下，道德也就成为了没有现实意义的符号。诸如“笑穷不笑贪”的“羡腐”现象则成为一种极端不正常的社会文化心理。诸如由“变通”文化所支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积习，对于中央要求阳奉阴违，在纠正“四风”问题上不断翻新手段，左右回避。如在公款吃喝上，变相隐蔽、由明转暗——“矿泉水瓶里装茅台”、“‘红塔山’盒里藏‘熊猫’”；在送礼收礼上，花样翻新、曲线送礼——利用微信红包或物流快递变相送礼；在公务用车上，另行落户、临时借用——将超标车落户到二级单位机构或司机名下。诸如此类小聪明式的“创新”思维，依然可以看做是某些传统的文化剩余，当下与此相关的实践可能构成未来“传统”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廉政文化资源，我们之所以把它认定为“优秀”的并弘扬于当下，是因为它有助于确证符合当下时代主题的“政道”。所谓事实上的“精华”是有助于成就当下廉洁政治生态的“正能量”。因此，自先秦至清之间的廉政文化，在价值理性上是以“家天下”的“治道”为价值取向的，作为一种支撑权力运行的文化力量，具有普遍性的工具意义。之于当代意义的生成，则根植于当代中国“权为民所用”的“政道”实践。在当下的语境中，只要是切实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权力行为，自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我们可以用传统的优秀的廉政资源来治疗当下的腐败痼疾，而当下惩防腐败的实践成果也将不同程度地构成正在生成的传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不急于把优秀的传统资源直接滋养于当下，而是以“政道”取向在打造廉洁政治生态的实践中萃取传统廉政资源之精华，沉淀为属于时代实践的精神成果。

    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人文化成路径

    文化之力尽管可直接瞄准“不想腐”的目标，但不能就文化论文化，而应在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过程中逐步打造廉洁的政治生态。古语说，“公生明，廉生威”，一个“生”字道出了反腐的人文化成路径。

    其一，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坚持以铁腕行动切实扭转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从来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是打造廉洁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良好的社会风尚破坏容易，建设起来则不易。政治生态中的“常见病”——“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拼搏不如拼爹”的特权现象，“能力不如关系”的关系学，“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钻营，“做事不如作秀”的形式主义，“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如何医治这些顽疾，就需要以铁腕行动切实扭转社会风气，通过反腐倡廉工作的常态化推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廉洁政治、清正风气成为社会常态。

    其二，立足实践、革旧鼎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政价值观。文化以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为主要特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渗透力。文化倡廉最大的作用是形成普遍且持久的社会共同认知态度与价值取向，并借以引导社会舆论、约束人们的行为，使腐败者置身于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个人心理压力之中。当前，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净化社会风气，优化政治生态。立足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实践，努力弘扬优秀传统廉政文化，通过培育和践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廉政价值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价值取向，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其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以廉政领导力形成社会感召力。古语说，“官清民风正，吏廉民自安。”“廉吏，民之表也。”八项规定出台，狠刹“四风”行动，全国各地出现了可喜气象。干部戒奢以俭，民间也兴起了“光盘行动”，高端餐饮纷纷转型平民化；公款节礼被禁，带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社会交往回归情感。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我们的社会就迎来了正气上扬、浊气下降的转机，那些被腐败现象、不良风气颠倒的是非观、价值观，开始得到纠正。公正廉洁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一旦形成，社会将在低交易成本环境下运转，若再有谁通过腐败破坏社会公正，违反法规制度，提高他人社会交易成本，自然会得到普遍的抵制和反对。

    其四，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以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强化环境育人。文化倡廉重在以廉政文化建设为核心、以廉洁教育为引导。廉政文化的养成是在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下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的。当代中国的廉洁教育，着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旨在增强广大公职人员秉公执法、廉洁从政的道德自觉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进而有效地监督和抵制腐败。在丰富和拓展廉洁教育的内容方面；一是把廉洁教育融于公职人员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洁教育；二是创新路径推进廉政文化的社会化，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刘占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