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领导干部，想必历朝历代都有。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的一个故事，虽是借冥府说事，今天却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有一官走进冥府时，“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因此气派与众不同，“公服昂然入”。孰料阎罗王不理他这一套，怒而斥之：“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
　　阎罗王这番话等于骂这个庸官：你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做官不为民谋事，并不比一个木头人好！
　　这个庸官狡辩说：“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罗王继续毫不客气地“修理”他，回应道：“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
　　听得阎罗王言之有据、句句在理，那个庸官方才“大踧踖，锋棱顿减”。
　　无功即有罪，或无功即是过，古今相同。阎罗王批评庸官，点出了其无功的根本原因：求自全。展开来说，就是明哲保身，怕担责任；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工作上有畏难情绪；就是贪图个人安逸，想做太平官。这个心理，怕是今天的庸官大多也有的。
　　眼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绩”制度，对庸官是网开一面的，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领导干部与贪污腐败为群众不齿的官场宵小之间，还有一片比较广阔的天地，能容忍庸官的存在。何况干事与出事又是一对孪生姐妹，时常形影不离。处于一定的位置，像千年乌龟一样蜷缩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做任何事，就无明显的错误可犯；你干事越多，犯错误的怪圈越大，就会有越多的人对你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这一点颇像洗碗，常洗碗的人，就有打碎碗、洗不干净的可能，因此受到责怪，而不洗碗的人，永远不会有挨批评之虞。所以，庸官能安于一隅，自有他生存的社会土壤。
　　那些怕担无功即是过的指摘，胡乱作为，想凭空造出一些“功”的庸官，又是罪上加罪了。他们的表现通常是，杀鸡取卵，大搞短期行为，追求狭隘功利。这样的庸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糟蹋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浪费社会和子孙的财富。网上对他们的评价更加犀利，说他们吃的是“金子”，拉的是“蚊蝇”。用上纲上线的话说，他们缺少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的发展观。
　　坐上一定的位置，便能摆出一副人五人六的官样，说出一套漂漂亮亮的官话，全然不去考虑如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恐怕是时下某些领导干部的通病。国家法律法规对党政领导干部需要问责的行为列出了七种情形，如同所有的法律法规，问责的行为是已经产生的不良的“果”，而那些“运气好”的庸官，则不在问责范围。这就为庸官的继续存在、长期存在提供了可能。说到底，治庸的根本还得从源头上“卡”死，在过程中“看”死。提拔任用、考察考核领导干部，我们要综合评价其能不能干事、想不想干事，有没有已经干出点事。那些光说不练，口头功夫、马屁功夫胜过实干能力的平庸之辈，还是由着他去过自己的庸人日子。那些先勤后庸，一旦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便意满志得、不想再干事的“后庸”之人，也要给他找个能上能下的梯子，省得他占着位置许多年，政绩平平，到了阎罗王面前还要饶舌一番。
　　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庸人，那是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个人的生活态度，或许无可厚非。但谁都不可以做一个庸官，因为这官位不属于自己，它关系着群众的利益，寄托着群众的希望。为官者的平庸只会导致群众受苦受累，守着个位置无所作为活受罪，不如实事求是，让出位置，让能者上，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对事业负责，是明智、大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