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失守，不是因为敌军太强，而是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精神沦陷，不是因为诱惑太大，而是“自己扳倒了自己”。

    一些官员落马后，常有“身不由己”之说。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受贿一亿多，自辩“上了贼船下不来”，只能任由金条和现金逐渐堆满房子；河南开封市委组织部原部长李森林供述，面对别人的送钱送物，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

    “身不由己”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有对官场风险的反思，有对喧嚣生活的怨艾，但更多的是对随波逐流行为的自我开解，直白点说，“换了谁在那个位子上都一样”。于是，在这种自我暗示和安慰之下，尽管殷鉴在前，明知是非对错，依然身不由己地“和光同尘”，甚至“身不由己”地走进监狱、毁掉前程。

    这种看似荒唐的逻辑，其实不少当干部的都曾面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可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许多面子确实不好驳，尤其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贫贱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有远亲”，几乎时刻都面临着“说不”的压力。但这些成为“压力”的人情，许多时候又是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讲过一个故事，“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亲情可贵、友情难得、旧情难忘，可如果人情成了精明利益计算的借口、无所顾忌索取的理由，甚至违法犯罪的幌子，明智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拒绝呢？

    在有些人看来，相比于人情的“软约束”，还有一种“硬压力”更不好违抗。比如，上级“吩咐”你“关照关照”，你能否承受拒绝的后果？在所谓的权势面前，原则是不是要退避三舍？一旦怕穿小鞋的畏惧、将受重用的诱惑占得上风，“身不由己”就显得更加心安理得。甚至有受惠于此的人总结经验，“为领导干一百件好事，也不如与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果真如此么？近年来，一些窝案的发生，一些圈子的覆灭，恰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热衷于小圈子、搞人身依附，到头来拔出萝卜带出泥，栽跟头的还是自己。

    “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纵观种种“被动腐败”，与其说是身不由己，还不如说是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往往是因为心为物役，被一些东西劫持了、软化了、消解了，因此不愿去抵抗或者不能去抵抗。城池失守，不是因为敌军太强，而是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精神沦陷，不是因为诱惑太大，而是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自己扳倒了自己”。

    人总有七情六欲、故友新朋，伟人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杨开慧的挚友李淑一托人找到毛泽东，请求调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毛泽东以这种不失人情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是感情动物，但人最可贵的，是他能以理智约束情感，将公益放在比私谊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人们对洁身自好的人，内心是尊敬的，他们并未脱离群众，只是脱离了污浊；他们或许一时得罪了个别人，但获得的是长久的内心安宁。

    人生在世，把握自己最重要。人云亦云，不会有正确独立的见解；随波逐流，也难以有理想自主的人生。“身不由己”关键还在于一个“身”字，换言之，就是如何理解原则、如何理解权力。如果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正确的认识，哪还会有那么多的“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