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名婴，字平仲），是春秋时期齐国宰相，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40余年，在内政外交上都有建树，堪称一代贤相。孔子曾称赞他：“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虽然才识过人，但是身材不高，其貌不扬。据《晏子春秋》记载，晏子曾经出使楚国，楚王见他个头矮小，接连三次要羞辱他；但是，晏子头脑灵活，能言善辩，他的巧妙应对，使得楚王自讨没趣；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捍卫了齐国的体面。

    司马迁对晏子颇为推崇，不仅将他与名相管仲并称，而且为他俩合写传记——《管晏列传》。司马迁到底是巨匠，落笔往往不同凡响，晏子的传记写得极不寻常。司马迁说，晏子做齐国宰相期间，有一名车夫为自己驾车。一次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偷偷看，发现自己的丈夫坐在大车盖下边，策马扬鞭，得意洋洋，神气活现。当日车夫回家，妻子就要跟他闹离婚，车夫询问什么缘故。妻子说：“晏子身长不满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显扬于诸侯。今天我观察他出行，他看上去城府很深，神态自若，谦卑温和。你身长八尺，却给人家当车夫，看样子倒心满意足的；你不觉得卑微，反而趾高气扬，我为你感到羞愧，所以要求离去。”从此以后，这个车夫变得谦卑自敛，沉默寡言。晏子感到奇怪，就问他何以如此，车夫如实作了汇报。于是，晏子推荐车夫做了齐国的大夫。

    说实话，车夫妻子对丈夫要求也过于苛刻，怎能将夫君与晏子相提并论？人家是一流政治家、外交家，齐国几百年来才出两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管仲，一个就是晏子。当然，那个车夫以自己给晏子驾车为荣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宰相家人七品官”。根据权力具有延伸或放大效应，身为宰相的车夫绝非等闲之辈，假若他私下打着晏子的牌子，参与经济活动、人事安排或案件审理等等，肯定能获取丰厚的外快。

    一般女子可能会为丈夫做宰相的车夫为荣。可是，晏子的车夫之妻似乎不同寻常，她硬要将丈夫与晏子比较。这一比较，自然会比出差距，免不了就把丈夫奚落一顿，如同一盆冷水劈头盖脸泼过来，着实有伤车夫的自尊。此后，他不再骄傲自满，而变得谦虚谨慎。没想到，谦虚果然使人进步。晏子得知此情况，随即推荐他为大夫。一介车夫，从此告别马鞭，进入领导阶层，大模大样登上齐国的政治舞台。

    现在看来，车夫如此进步实在太快，简直是坐火箭上升，一步登天。其实，这样的进步，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罕见。那时候各国干部政策非常宽松，并不讲究论资排辈，只要君主觉得一个人有能力，随时会给予破格重用。一夜之间，百里奚突然从奴隶到上卿，孙膑从囚徒到将军，苏秦由一穷书生而身佩六国相印。以此类推，晏子推荐车夫为大夫，并没有违反当时的干部政策。

    仔细斟酌，晏子提拔自己的车夫还是有点问题，至少难免有任人唯亲的嫌疑。《史记》记述车夫被“晏子荐以为大夫”，就此戛然而止，再没有一句下文。假若车夫比较贤能，能当好大夫，司马迁肯定会补写几笔。以车夫当初踌躇满志的样子看，当了大夫恐怕会显露小人得志的做派，处理政务未必在行，以权谋私却无师自通。孔子讲究春秋笔法，提倡“为尊者隐”。司马迁多少受到孔子的影响，故而对晏子推荐车夫做大夫一事，只是做了客观陈述，没做任何评价。

    或许，车夫与晏子并无亲缘关系，但车夫毕竟是自己身边人。晏子推荐车夫为大夫，很可能出于某种考虑：或为自己着想，把亲信安插到领导层，等于给自己留下后路，假若将来自己从相位上退了下来，还有亲信在朝中帮衬，甚至可以幕后遥控；或为车夫着想，车夫跟随自己鞍前马后，服务非常周到，可谓劳苦功高，推荐他当大夫，算是对他的回报；或出于同情，车夫遭到妻子的奚落，心情非常郁闷，突然提拔重用他，不仅让他高兴，还可以挽救他们的婚姻。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车夫若非贤能，晏子推荐他为大夫，终究是不妥的。即便是圣贤，也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实际上，像晏子这样推举或重用身边人，在历史上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存在；尤其是不少帝王偏好重用身边的太监或外戚，导致政治腐败，给国家与民族带来巨大祸害。当权者偏好任用自己的亲信或故旧，在旧时官场已然是潜规则，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时至今日，某些官员依然偏好选用自己身边人，对自己的秘书或亲信予以特别关照。若干年前，笔者就见过某位县领导争取把自己的司机安排到重要部门任职，此举可谓晏子与车夫故事的翻版。

    对于官员的选用，古往今来普遍认同选贤任能，倡导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问题在于，一个人究竟贤不贤、能不能，到底由谁说了算。仅凭个人或个别人说了算，就可能陷入任人唯亲的怪圈，即便像晏子这样的贤相也难以避免。所以，为了防止当权者任人唯亲，就需要完备的权力运行约束与监督体系，让权力依照制度与规则运行，不能让个别人独断专行或暗箱操作；与此同时，还需要引入公开公平公正的选用机制，让公众拥有参与权与选择权，使真正的贤能可以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用人失误与吏治腐败。